效率与公平

1776年，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有一段精妙的描述：“我们每天所需的食物和饮料，不是出自屠户、酿酒商或面包师的恩惠，而是出于他们自利的打算。每个使用资本和劳动的个人，既不打算促进公共利益，也不知道他自己是在什么程度上促进那种利益。他受一只看不见的手的指导，去尽力达到一个并非他本意想要达到的目的。通过追逐自己的利益，他经常促进了社会的利益。”

亚当·斯密强调，人类所有的决策都是出于自利的动机。但是因为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让有限的资源得到合理的配置，促使了整个社会福利的增加，从而达到社会效益的最大化。

然而，他在《道德情操论》一书中，用“道德情操(Moralsentiments)”来特定地说明人具有一种难以理解的能力，即“克制私利”的能力。虽然人自私本性的冲动总是将人引向追求私利，但人的道德情感却趋于节制与平衡这一冲动;因此人会在自利冲动与利他动机之间寻求平衡。

追根溯源，经济学问题其实是在讲如何处理效率与公平间的矛盾问题。

在公平和效率间，公平优先

绝大多数的经济学家都在研究效率问题，有一群经济学家则开始关注公平问题，进而开创了专门的学科——福利经济学，将社会经济福利最大化作为一个既定社会目标，当生产资源的配置达到最优状态时，社会经济福利就达到了最大。

实现了经济效率，就意味着实现了整个社会经济福利的最大化。而当社会经济达到了帕累托最优状态(编者注：1897年，意大利经济学家帕累托在研究资源配置时提出，在某种既定的资源配置状态，任何改变都不可能使至少一个人的状况变好，而又不使任何人的状况变坏，就是帕累托最优状态)所必须具备的条件，就实现了经济效率。

要实现帕累托最优状态，又有三个前提条件：

假定社会中每个成员的权利是相同的，如果损害某人而让别人得益就不是帕累托最优。它的深刻含义是市场经济是一个人人公平的经济。

在市场经济中帕累托的最优解取决于每个人的初始资源，包括个人的天分，家庭和受教育的环境，从上一辈得到的遗产等。所以市场经济承认个人所达到的富裕程度的差异，这种差异是因为个人参与到市场中来时的起始点不同。

假定个人的幸福仅仅取决于他所享受的物质条件。这一前提使得市场经济中的每个人都能享受到越来越丰富的物质条件。

1920年，英国经济学家庇古撰写了经济学著作《福利经济学》。庇古认为，在完全竞争的条件下，竞争与资源的自由流动最终会使边际私人纯产值等于边际社会纯产值，即社会资源配置达到了最优状态。

随后，美国经济学家阿瑟·奥肯提出了漏桶理论：假定有这样一个社会，富人和穷人分灶吃饭，富人那里人少粥多，许多粥吃不完，白白地浪费掉;而穷人那里人多粥少，根本吃不饱，已经有不少的人得了水肿。于是政府决定，从富人的锅里打一桶粥，送给穷人吃，以减少不公平现象。

奥肯认为，政府的这种愿望是好的，但不幸的是，它使用的那个桶，下面有个洞，是个漏桶。政府如果用税收的办法，从富人那里转移一部分收入给穷人，穷人实际得到的，比富人失去的要少一些。因为追求公平损害了效率，从而减少了国民收入。

美国哲学家罗尔斯在《正义理论》一书中作了假想的试验：将一群人带到一个远离现代文明的荒岛上，让他们在“原始状态”下开始新的生活。每个人对自己的未来一无所知，不知道自己将来是富还是穷，是成功还是命运不佳。让他们在一起进行协商，去建立一个他们心目中“公正”的社会。协商的结果是追求经济公平，而不是允许贫富分化。因为每个人都不知道自己将来的收入会处于金字塔的什么位置，如果支持效率，他们就得承受忍饥挨饿的风险。

罗尔斯就此得出结论：在公平和效率之间，应该让公平优先。

投资、消费和出口是拉动经济的三驾马车，那么，这三驾马车当中哪个最给力?答案是消费。不难发现，一个国家的收入分配越不均衡，消费对GDP的贡献就越低，边际消费倾向递减规律可以解释这件事。

一块钱，分配给穷人带动的消费量远远超过给富人。当收入增加主要流向高收入人群时，中低收入群体的消费能力没有改善，居民消费增长动力就会受到约束和压制，从而影响经济可持续增长。

与财富无关，与财富分配有关

200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丹尼尔·卡尼曼提出了前景理论，认为人类的幸福感由三个定律决定。

定律一：幸福的程度来自不同的参照。

决定幸福的不是绝对收入，而是相对收入。也就是说提高人们的幸福感，需要增加人们的收入，但是不能夸大收入的差距。

定律二：人们失去利益的痛苦远大于得到同等利益的快乐。

收入分配要争取让所有人都有获得感，不能减少人们的现有收入。对每个人来说，收入都有刚性，只能涨不能跌。所以，减少收入给人们带来的痛苦会大于增加同等收入带来的快乐。

定律三：面对损失，人们偏好风险;面对收益，人们规避风险。

对政府而言，要维持社会的稳定，应该重点照顾穷人。如果一个社会出现了两极分化，就容易激化阶级矛盾，从而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