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与创新的关系，正处于一个关键的历史拐点。

一方面，一向以“互联网创新”标榜的中概股上演下跌狂潮，企业海外上市数据面临审查强监管的态势，教育培训行业被严格整顿，互联网大型数字平台反垄断案件频出，很多投资出现急刹车。

另一方面，我国研究与试验发展经费总量不断增长，尤其是基础研究经费保持两位数增速，生物医药，下一代互联网技术(人工智能、区块链)、绿色低碳行业成为资本的新兴聚集地，“卡脖子”技术对资本的吸纳能力日渐强大。

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副院长、金融学讲席教授田轩指出，“尽管疫情叠加产业调整，但这两年并不是创新的低谷期，更不是对创新的抑制。相反，是资本无序化扩张和资本野蛮式成长向资本助力长线创新的转变，其背后是国家重心和经济结构的调整，是国家强调高质量发展的需求。”

的确，2021年12月8日至10日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就指出，科技政策要扎实落地。要实施科技体制改革三年行动方案，制定实施基础研究十年规划。会议同时提出，要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要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要完善优化科技创新生态。而所有这一切，都需要健康有为资本的推动。

望华资本创始人戚克告诉《中国经营报》记者：“在资本助力创新方面，资本面临从野蛮生长到健康生长，从投资的短期主义到长期主义，从倾向追求服务性创新到真正推动硬核技术创新，解决国家卡脖子难题的三大转变。”

资本助力创新

资本助力的长期创新，在可预见的未来将会产生正面的影响。

记者在采访过程中发现，确实不乏有VC或PE在中概股退潮的过程中面临困惑，甚至退出投资市场的案例，但毋庸置疑，这不过是潮流面前的大浪淘沙。

正如田轩所指出的，“我们国家的重心已经转变，以前是让老百姓吃饱肚子，让人们收入水平提高，过上更好的生活。而现在，更多的资金、注意力和政策都转向我们要发展的硬核的科技，包括芯片、集成电路、电子、医疗技术等‘卡脖子’的技术。”

在田轩看来，“资本助力的长期创新，在可预见的未来将会产生正面的影响。而客观上讲，游戏行业，教育行业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真正能带来颠覆性技术创新的行业，它们还是传统服务性行业，而现在我们强调的是工业制造业的创新。”

事实上，有两个数据指标可以看出资本在助力长期创新方面已经发力。一个数据是我国申请人申请的专利数指标，另一个数据是我国研发投入占GDP的比重。

从专利数指标看，2月10日，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IPO)在日内瓦发布的数据显示，2021年，我国申请人通过《专利合作条约》(PCT)途径提交的国际专利申请达6.95万件，同比增长0.9%，连续第三年位居申请量排行榜首位。

具体来看，申请量排名前5的国家为中国、美国(5.96万件，+1.9%)、日本(5.03万件，-0.6%)、韩国(2.07万件，+3.2%)和德国(1.73万件，-6.4%)。

中国共有13家企业进入全球PCT国际专利申请人排行榜前50位，其中，华为以6952件申请连续五年位居榜首，OPPO广东移动通信(2208件)和京东方(1980件)分列第6、7位。

同时值得注意的是，PCT国际专利申请量占比最大的五项技术为计算机技术、数字通信、医疗技术、电气机械和测量，基本上都属于需要企业进行长期投资的创新领域。

再来看我国研发投入占GDP的比重。一般来说，R&D(研发)占GDP比重，是指统计年度内全社会实际用于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和试验发展的经费支出占国家(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反映了经济体对科研创新的投入力度，被视为衡量一个国家(区域)科技投入水平最为重要的指标。

北大国发院院长姚洋教授指出，“根据我国2020年统计的数据，我国科研投入的现状是R&D投入占GDP总量的2.2%，即2.2万亿元。这个量大概是美国的三分之二，排世界第二，而排在第三的日本R&D投入总量只有我们的一半。”

在姚洋看来，这个比例虽然与美国和德国有差距，但超过了很多南欧国家的水平，今后我国这一比例还会提高。

事实上，国家统计局最新数据也显示：2013年以来，我国研究与试验发展经费总量一直稳居世界第二。从2013年的1.18万亿人民币增长到了2020年的2.44万亿人民币，8年间经费增长翻番。

不仅如此，全国基础研究经费2020年达到1467亿元，其中，中央本级基础研究支出增长10.6%。同时，如果与2013年的全国基础研究经费554.95亿元作对比，8年间我国基础研究经费增长了近2倍。

2020年，我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研究与试验发展经费支出达到1.53万亿元，有研究与试验发展的企业达到146691个。这同样暗示了我国工业企业在创新研究方面的资本助力。

只是，在这一轮的创新浪潮之下，资本与创新的关系正在发生微妙的变化，即从资本的主动性到创新的主动性。

经济学家迈克尔·波特在《国家竞争优势》中曾讲道，国家竞争力发展可分为四个阶段，这四个阶段代表了驱动经济增长底层动能的不同，即：生产要素导向阶段(依靠资源或者廉价劳动力);投资导向阶段(大规模产能扩张，政府主导);创新导向阶段(激发市场主体创新发展活力);资本财富导向阶段(更加强调公平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