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暴发两年多来，中国人拒绝“躺平”，中国经济也展现出不竭活力与强大韧性。仔细打量中国经济的成绩单，是为了在巨大逆风下，实现高质量发展的跃升。
企业研发经费增长15.5%、市场主体总量超过1.5亿户、可再生能源发电装机规模突破10亿千瓦……去年，中国人均GDP80976元，按年平均汇率折算，超过世界人均GDP的1.21万美元。2021年，中国经济占世界经济总量的比例快速增长至18%，而疫情前的2019年，这一数据是约16%，这意味着“巨人登高”，几乎每年攀上一个台阶。
与此同时，数字终端、智能装备、高精制造……“中国创造”的阳光越来越照进现实。科技部部长王志刚日前表示，中国创新指数在全球的最新排名上升至第12位，提高了22个位次。
在中国经济扛住压力、提质增效阶段，今年政府工作报告对工作的部署，体现出中国经济更重创新、更加绿色，更坚定迈向高质量发展。今年的全国两会上，代表委员聚焦数字经济、基础研究、企业创新和低碳减排等方面，为大国经济的发展寻找动力、绘制图谱。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党委书记、北大博雅特聘教授余淼杰接受第一财经记者采访表示，由于今年中国所面临的经济态势并没有发生根本性改变，可能国际局部形势动荡会影响到全球经济增速，但也不至于过于悲观。5.5%左右的发展预期是比较稳健的，甚至实际能够达到6%及以上。
科技研发：助力中国智造与贸易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向基础研发挖掘潜力，持续加大研发投入，在相当程度上保障经济的行稳致远。从2012年到2021年，全国研发经费投入从1.02万亿元增长到2.79万亿元，占GDP比重从1.97%增长至2.44%。
8日上午，王志刚在“部长通道”上表示，科技政策扎实落地，是今年工作的重点，也是科技部工作的主线，将从几个维度来做。“我们要抓住一些重点工作，包括加强基础研究。我们把基础研究摆在非常重要的位置。”王志刚举例说，同时，要优化创新生态，在创新环境上来抓落实。在政策、法律方面，要进一步优化，以科技人员为中心，围绕调动人的积极性、创造性为重点来推动落实。
作为推动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科技创新也是全国两会上的高频词。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科学院院士、上海交通大学常务副校长丁奎岭表示，高校须瞄准重大科学问题和国家战略需求。
“基础研究是科技创新的源头，要建设科技强国，提升科技创新能力，必须打牢基础研究这个根基。”丁奎岭呼吁要进一步加强与优化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的基础研究，要从“有”“稳”“兴”三个方面进行改善。比如，“有”，即加强高水平研究型大学有组织的科研。基础研究应瞄准重大科学问题和国家战略需求，将加强战略科技力量建设作为高校科技工作的主线。同时，应综合利用政策、资源和评价等方式，整合力量，协同各类主体，打开学科边界，深化学科间跨界交叉，产出重大、前沿科学突破。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科学院院士曹晓风认为，加强长期稳定支持，不仅可以提升科研经费使用效率，减少科学家用于申请项目的时间和精力，还可以减少重复性研究，避免出现关键难啃的硬骨头无人问津的局面。此外，对于参与基础研究、应用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的人才，要分类管理、分类评估，不能“一刀切”。对于年龄的限制也应该根据学科的不同而不同，比如，在数学、物理学科，年轻非常有优势，但在农业领域，经验很重要，年龄可以适当放开。此外，应用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对于年龄也应该有不同要求。
而在全国政协常委、中国科学院院士袁亚湘看来，在基础研究领域，如何营造一个让广大科技工作者安心、潜心、舒心搞研究的环境至关重要。
袁亚湘表示，当前，科技工作者还会被一些繁文缛节影响，在许多评估、评比上仍然要花费很多精力，急功近利、学风浮躁等现象依然存在;在学科建设方面，难以直接应用的纯基础研究往往很难得到真正重视;在评价体系方面，算“工分”、比经费、数论文等过于重视数量的做法，不区分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不区分学科领域的现象，都依然存在;科研管理体制机制的科学性，也有待进一步完善。
全国人大代表、上海市政府副秘书长陈鸣波在3月5日下午举行的十三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上海代表团全体会议上发言时也谈到了上海基础研究工作的建议。陈鸣波建议，中央进一步支持上海做实“基础研究特区”，尤其面向全球人才集聚实施特殊政策，充分发挥上海的战略优势，为国家大力引进海外一流领军人才，深化科研体制创新，加强国际科技合作，在更高层次做出更大贡献。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常务副校长潘建伟以中国量子信息科技发展为例称，在看不到实用价值的起步阶段，我国就前瞻性规划了广域量子通信和可扩展量子计算等长远目标，并有针对性地逐步汇聚人才、积累技术，如中科院组织院内相关优势力量开展协同攻关，从而在国际上率先实现了卫星量子通信，推动形成了我国目前在世界量子通信领域的领先优势。
潘建伟表示，要想在高科技领域取得领先地位，根源上需要重视基础研究。他认为，部分企业长期抱有技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