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全国两会在北京召开，《中国经营报》记者就中国经济发展趋势，金融体制改革等相关问题，对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名誉院长林毅夫进行专访。林毅夫认为，2019~2035年，我国仍还有8%的增长潜力，目前来看，产业结构升级、新经济发展、新能源、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均存在较大的投资和增长空间，要对中国经济有信心。
谈到金融体系改革，林毅夫建议金融结构方面，应进一步推进中小银行发展，对中小银行匹配更为合适的监管规则;金融价格方面，应逐步放开储蓄利率限制。同时，谈及地方金融业发展，林毅夫表示，各地不应盲目追求金融业的绝对发展，应以实体经济的金融需求为准，否则容易造成金融抑制或者金融泡沫，适得其反。
针对地方隐性债务问题，林毅夫建议修改财政制度，允许地方政府在一定条件下可有赤字财政，缓解期限错配问题。
2019~2035年仍然还有8%的增长潜力
我国仍具有较大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的空间。
《中国经营报》：2022年开端，你推出两本著作——《中国经济的前景》、《论中国经济的发展》，你认为中国经济从2019~2035年仍然还有8%的增长潜力。新时期，中国经济的引擎在哪儿?
林毅夫：今年我的提案主要围绕“稳增长”。我个人认为，中国经济发展仍有较大潜力，要对中国经济有信心。首先，我国传统产业方面有较大的追赶空间。如果参加全世界最大的法兰克福工业展，就会看到我国传统产业与发达国家的差距，差距意味着存在产业升级、技术创新空间。
面临产业升级，我国仍具有较大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的空间，相对成本较低。可以看到，发达国家长期以来的经济平均增长速度一般在3%~3.5%之间，但我国改革开放后，经济连续40多年实现超过9%的增长，重要原因之一就是我国合理利用“后来者优势”，即利用和发达国家产业技术的差距，作为技术创新、产业升级来源。
其次，我国在新经济方面也具有较大的发展潜力。从独角兽数量看，2019年全球494家独角兽企业，其中，中国206家，美国203家;2020年全球586多家独角兽企业，其中，中国227家，美国233家，两国不相上下。新经济有很多创新空间，中国具有世界最大的市场，数字产业化具备优势。
目前，我国正在逐步发展5G通信，建设相关基站。可以看到，过去4G网络的发展建设，创造了大量新机会。而5G通信的落地，亦将是新经济发展的重要引擎。
最后，基础设施方面我国仍有发展空间。当经济周期下滑，政府财政政策支持投资，而基础设施、环境等领域均是重要的投资方向。
《中国经营报》：“西天取经解释不了中国的新经济现象”，你认为，相对发达国家，我国目前更合适的金融安排是地区性的中小银行。近几年，中小银行一定程度上出现合并潮，在你看来，我国中小行如何实现科学发展?
林毅夫：金融应服务实体经济，这是其核心功能。而从实体经济特性看，我国绝大多数生产活动来自农业，以及微型、中小型制造业和服务业，从数据来看，我国中小微企业贡献了约50%的政府税收、60%的GDP，还有更多的就业和创新。但实际上，它们大多数不能得到大型银行、股票市场、风险资本的良好服务。匹配来看，更适合的金融安排是地区性中小银行。
长期来看，从根本上缓解中小企业的融资约束，关键在于改善银行业结构，满足中小企业对中小银行的金融需求，发挥中小银行善于甄别企业家经营能力的比较优势，而不是通过行政干预要求大银行服务于中小企业，这是新结构金融学关于最适宜银行业结构的基本理论和政策主张。
推动中小行进一步发展，监管体系要跟上。目前，我国按照针对大银行的《巴塞尔协定III》来进行监管，《巴塞尔协定III》主要适用于发达国家的金融制度安排，而我国作为发展中国家，必须意识到中小银行的规模特征、风险特征与大型银行均不同，两个群体应区别监管，中小银行的发展需要全新的监管规则、流程创新。
《中国经营报》：目前为止，我国金融体系基本仍是双轨制，尚未完成从双轨向市场并轨。你认为，下一步，金融体系改革的关键点是什么?
林毅夫：目前，金融体系改革有两个重点：一是金融结构改革，二是金融价格改革。
首先，我国目前的金融系统以大银行和股票市场为核心，地区性中小银行的数量分布不足。究其原因，这种安排其实是双轨制改革所遗留的历史产物。改革开放初期约80%的实体经济都是国有企业，其中又以大型国企为主，它们大多违反比较优势，缺乏自生能力，需要依靠着政府补贴。
改革开放恢复金融体系时，我国设立了以大银行为主的金融体系，通过压低资金价格来满足大型国企的需要。20世纪90年代，国家逐渐开放股票市场，主要目的仍旧是帮助大型国企脱困。至此，我国逐步确立了以大银行和大股票市场为主的金融体系。虽此后历经几番改革，但未改变根本格局。
金融结构基本上是偏向于服务大企业，但是我国实际上有大量农户，微型、中小型企业的金融需求存在，金融结构需向后者倾斜，重点发展中小银行。
金融价格方面，我国早期金融改革，为扶持大型国有企业，将贷款利率、储蓄利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