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省会，就是省会城市要在一个省的经济、社会发展中起到主干作用，带动省内其他区域发展。衡量一个省会城市是不是强省会，不仅需要衡量其首位度，也就是省会城市占据全省生产总值的比重，而且还应当衡量其本身的发展水平是不是够“强”，主要看其在国内城市尤其是省会城市中的排位。

必须明确的一点是，强省会客观上会造成一个省内，发展资源加快向省会城市集中，但这本身符合城市发展的规律。无论在欧洲不同区域板块，还是日本、美国等国家，20世纪70-80年代以来，都出现了中心城市带动的城市群发展，由此能够更好地承载发展要素，并推动科技革命及其商业化的发展。正是基于此，2019年，国家下发《关于促进劳动力和人才社会性流动体制机制改革的意见》，提出要优化行政区位设置，以中心城市和城市群构建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格局，拓展城市间流动空间。相较而言，强省会战略相比之前的城镇化、城市化发展政策，能够更好地构建新的协调发展格局，创造更为宽阔的发展和流动空间。

《中国城市大趋势》一书指出，发展强省会是经济发展规律和城市竞争的必然。在国际国内经济竞争的背景下，中心城市、都市圈、城市群已普遍成为各个国家和地区推动参与竞争的主要方式，如果没有中心城市就无法真正引领宽阔的腹地适应新型竞争。

近年来，在新一轮城市竞争中脱颖而出的武汉、成都、西安、郑州等城市，既是强省会战略的实践者，又切实带动了所在省份其他区域的发展。事实上，在近年来掀起的国家中心城市之争中，除了四个直辖市和广州市，武汉、成都、西安、郑州也全部入选，都被赋予了带动本省乃至周边省份区域发展，加快形成具有国际、区域竞争力的城市群的使命。在社会和经济发展尤其是协同周边城市群发展方面，上述四个城市近年来也不负众望地交出了满意答卷。

当然，并不是被划入强省会、中心城市名单，就能自然而然地带动快速增长，实现城市发展质量和层次的跃升。本书回顾了我国被划入副省级城市、经济特区的一众城市近年来出现的增长分化。副省级城市中，如成都、西安等城市真正起到了国家政策宣示的“加快这些城市的经济与社会发展，且有利于更好地发挥这些中心城市的辐射作用”的功能，但也有一些城市的发展相对而言较慢。而从20世纪80年代设立的五个经济特区的分化来看，深圳的发展一马当先，厦门和珠海的发展效益也相当突出，但同样获得了税收优惠和政策红利的其他两个特区的发展就要逊色很多。相较之下，苏州市、无锡市等城市并不是副省级城市，也不是经济特区，经济总量规模以及增长效益和质量却更加突出，这也说明政策待遇只能成为城市发展的动力、外因，而不能包揽一切。

本书深入分析了京津冀、粤港澳大湾区、长江中游、成渝等城市群未来的发展走向，以及可能出现撬动城市群发展质量突破的关键产业等优势。未来上海、北京、广州都将继续强化发挥进博会、服贸会、广交会等三大国家级展会的功能，通过国家战略的落地服务于所在的城市群、都市圈的发展。

西部要如何破局、提升?书中分析认为，成渝地区双城都市圈、关中平原城市群将成为发展的关键落子。另外，一方面，通过加快乌鲁木齐、兰州、呼和浩特等省会、首府城市面向毗邻国家的次区域合作支撑能力，强化西安辐射带动作用，真正构建起我国带动“一带一路”传统方向地区发展的宏大格局;另一方面，推动昆明、南宁等城市面向东南亚的次区域合作支撑能力，密切成渝两大中心城市与之的合作，深化中国与东盟在经济上的融合合作。在此基础上，还要真正意义上强化西安与成都、重庆“西三角”合作，构筑强劲的西部增长“发动机”。

2021年公布的全国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人口增长最多的10个城市中，包括成都、西安、郑州、重庆、长沙、武汉等中西部城市，其他的多为珠三角城市。这也预示着中西部中心城市因获得人才流入、人口回流而在未来5-20年时间里的成长前景。成都、西安等城市在2010年至2020年间的人口净增长绝对数值尤其可观，这也反映出这些城市对于经济发展中人口要素的高度重视，为包括技术密集型产业在内的各类产业的发育、发展、科学布局创造了良好条件，且再度印证了强省会战略的科学性和合理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