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疫情持续冲击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复杂演进,寻求新的经济增长点和发展路径成为摆在各级政府和学界面前的重要课题。根据第七次人口普查,2020年末中国常住人口城市化率已达到64%,中国的新型城镇化战略也由以往的“区域均衡发展”和“鼓励发展中小城市”转变为建设现代化都市圈的新阶段。与此同时,伴随着国际国内环境的深刻变化,我国经济发展战略、路径发生了重大调整。“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成为了“十四五”和未来更长时期的现实选择。
新发展格局的形成有赖于城市的高质量发展。随着经济结构向服务业的转型,以中心城市为核心的都市圈和城市群作为承载经济与人口的主要空间形式,对引领城市高质量发展至关重要。在此背景下,建设(国际)消费中心城市有利于发挥中心城市和都市圈的集聚力,拉动消费和促进经济结构转型。因此,本文从展开大城市和都市圈发展的讨论出发,先建立对于“城市”的科学且国际可比的定义。然后,从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战略布局中考察(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建设对都市圈和城市群发展的重要作用。
大城市与都市圈
从国际比较来看,一些大城市正在做增长型的规划,但在中国,却不断有大城市太大,需要控制规模的观点。之所以出现这种反差,首先是由于多数关于大城市的考察都没有明晰城市的定义。在中国,什么是城市、大城市,以及谁是最大的城市,都需要放在国际比较的视角中来审视。
中国的城市统计在国际上有其独有的特征。相较于欧洲、美国或者日本,中国一些直辖市和比较大的地级市,辖区范围内所管辖的面积和人口相当于其他国家二三十个城市的概念。而欧洲、美国和日本的市仅相当于中国的县或区,有些小的市甚至仅相当于中国的镇。因此,在中国语境下,有必要区分城市的三个概念,中心城区、地级市和直辖市的管辖区,以及经济意义上大城市与周围连片发展的都市圈。以东京为例,倘若按照欧洲、美国和日本对于城市的定义,东京都市圈包括了连成片的30多个市。在日本,曾被称之为第二大城市的横滨,是一个在行政意义上独立的市,距离东京市中心仅30多公里,在上海相当于从人民广场到松江的距离。另外一个位于东京和横滨之间的城市川崎,则地处相当于上海的“虹桥”的位置。
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在行政辖区层面考察城市人口的规模需要谨慎对待。把中国辖区意义上的“大城市”与发达国家的“市”相比,直接得出中国大城市人口太多的结论,是缺乏国际经验和事实依据的。比如,东京都的面积仅相当于“上海市”的三分之一,人口大约1300万,但整个东京都市圈人口超过3700万,主要集中在半径50公里的范围内,而在上海周围大致可比的范围内,人口仅3000万上下。倘若在中国国内做横向比较,也要避免以城市辖区来讨论城市规模。对此,可以从两个例子予以阐释,其一,广州和佛山虽然统计为两个城市,但两者已经一体化。第七次人口普查显示,“广佛市”的人口已经超过2800万。其二,类似的,深圳和东莞也已经一体化,“深莞市”的人口也超过2800万,而其面积只有上海的三分之二。因此,谈论大城市的发展,核心是要突破传统思维,更新对于城市的理解,在都市圈的视野上探寻问题。事实上,都市圈的定义本身就是,以中心城市为核心,紧密连接周围其他中小城市的“日常通勤圈”。
明晰了都市圈意义上的城市概念,接下来考察发展都市圈的意义。从经济指标来看,当前我国服务业在GDP和就业当中的比重已经超过了制造业,经济已经进入了后工业化阶段。在后工业化阶段,集聚效应是实现城市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集聚效应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其一,从单个城市内部来看,主要包括了消费型服务业比如教育、医疗、娱乐;也包括生产型服务业比如科技、创新、文化。随着经济的发展,这些服务业在经济中的比重会越来越高,尤其在大城市(钟粤俊等,2020)。从生产要素配置的角度来看,制约中心城市的发展势必会同时阻碍服务业的发展,并抑制创新。其二,从城市之间的关系来看,随着集聚效应的增强,大城市跟周边的中小城市、农村之间的都市圈内部紧密联系,发挥中心城市化经济与外围专业化经济显得尤为重要。由此可见,通过都市圈的发展,形成一个新的增长动力,促进经济结构转型已是大势所趋。
大城市与都市圈的规模:经济功能与技术条件的影响
既然中心城市将引领后工业化阶段的经济增长,接下来需要回答的问题是,都市圈意义上的大城市规模是否会越来越大?什么是它的边界?
针对都市圈意义上的大城市发展趋势及其特征,首先必须厘清大城市和周边中小城市之间的联系到底是什么性质。传统观点把城市和城市理解为相互竞争的关系。在这样的理念驱动下,为了追求城市间的平衡发展,人们往往认为要尽量控制中心城市的规模,把产业转移到外围。但是现代经济增长之所以有都市圈或者城市群的空间形态,恰恰是因为中心城市和外围之间主要是互补关系,而非竞争关系。
随着人口向中心城市的集聚,在都市圈内部会形成城市与城市之间的分工体系。主要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其一,在国家级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