冬奥会的热潮席卷了我家。
我的女儿们沉迷于中国自由式滑雪运动员谷爱凌的那些激动人心的壮举。我的妻子一直在网上搜索,希望能买到本届冬奥会的吉祥物冰墩墩,我也在密切关注加拿大男子冰球队的命运。
对于那些有着重商主义倾向的人来说,经济发展被视为一种奥林匹克式的竞争。而且,由于中国、美国和欧盟都公布了2021年国民经济核算,他们也会因最快的复苏、最高的国内生产总值(GDP)和最强劲的经济表现被授予“奖牌”。
让我们来看看复苏情况的比较。
数据显示了中国、美国和欧盟的季度实际GDP与其在新冠肺炎疫情之前(2018-2019年)趋势的对比。我们可以将这一趋势视为对这些经济体生产能力(productivecapacity)的粗略衡量,把实际GDP视为代表总需求。我们将2019年第四季度的实际GDP和趋势设定为100,这是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前的峰值。
从中可以观察到三个结论。
第一,虽然欧盟刚刚跨过100的基线,但现在每个主要经济体的GDP都超过了疫情前的峰值。
第二,2019年第四季度以来,中国的GDP增速最快。中国的GDP已较疫情前的峰值增长了10%,而美国和欧盟的GDP分别增长了3%和0.4%。中国的快速增长并不令人惊讶。与美国(3%)和欧盟(2%)相比,中国在疫情前的增长率趋势要高得多(6%)。
第三,截至2021年底,所有主要经济体的实际GDP均低于趋势水平。这意味着,与生产能力相比,所有主要经济体都面临着总需求不足的问题。其中美国的差距最小(-1.8%),其次是中国(-2.3%)和欧盟(-2.5%)。
值得指出的是,美国和欧盟的GDP似乎仍在缓慢复苏,而中国的GDP在2020年底基本上已经恢复到原来的趋势,随后有所偏离。
中国2021年低于趋势的增长似乎是由政策造成的。财政政策明显影响了经济增长。政府财政赤字比2020年减少了1.9万亿元,甚至比2019年减少了4000亿元。此外,货币政策有所收紧。由于政府将注意力从支持经济发展转向控制金融风险,2021年12月信贷同比增速从2020年12月的13.3%和2019年12月的10.7%放缓至10.3%。最后,坚持“三条红线”政策对住宅地产的供求都产生了影响。
在为抵消疫情带来的收缩效应而提供了大量支持之后,中国减少了支持政策。从2019年底到2021年年中,未偿还信贷总额占GDP的比例提高了26个百分点。相比之下,在过去三年中,债务与GDP的比率增加了7个百分点。政府借贷占增额的一半多一点,其余部分在家庭和非金融企业之间平均分配。
在欧元区,信贷增长的规模和构成与中国相似。在美国,信贷增长占GDP比高出10%,其中政府借贷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由于中国已经缩减政策,2022年其政策应该基本为中性。相比之下,随着通胀压力的增加,美国和欧洲应该收紧宏观经济政策。
目前的通货趋势有些不同寻常,因为即使GDP仍然低于趋势,价格也在加速上涨。这意味着,至少在短期内,供应约束使各经济体的生产能力低于长期趋势。
全球石油市场最能说明供应疲软和价格上涨之间的相互作用。随着疫情暴发,全球石油消费萎缩,布伦特原油价格大幅下跌。自2020年年中以来,石油生产一直落后于消费的复苏。库存下降,价格开始上涨。
虽然OPEC+继续增加其生产配额,但供应约束仍在限制这一卡特尔的生产能力。2月初,布伦特原油价格突破90美元。目前原油比一年前贵了60%左右,已经达到2014年年中以来的最高水平。
供应链中断导致货物无法按时到达目的地,这在提升价格方面发挥着更广泛的作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表示,随着美国消费者迅速的从购买服务转变为购买商品,美国供应中断的情况“相当严重”,导致强劲的需求和供应约束之间出现非常大的不平衡,这解释了为什么美国的核心通胀(不包括食品和能源)比中国和欧盟增长得更快。
1月份,美国的核心通胀率和整体通胀率分别为6%和7.5%,这让美联储陷入了困境。货币政策是调节总需求的有效工具,但通胀压力来自供给约束,拖累了经济生产能力。
美联储一直采取观望的态度,希望供应约束只是暂时的。目前的风险是,高通胀预期将变得根深蒂固,货币政策将别无选择,只能将总需求降至与受限的产能相一致的水平。
然而,正如布鲁金斯学会(BrookingsInstitution)在一期精彩的播客节目中所指出的那样,美国政策制定者还有其他选择。为了解释通胀趋势和可能的政策反应,播客主持人大卫·杜勒(DavidDollar)采访了唐·科恩(DonKohn)。科恩是真正的美国货币政策专家。他在美联储工作了40年,曾担任美联储副主席。科恩说,拜登政府可以降低上届政府征收的关税。降低关税将减少进口成本,并“对美国的价格产生非常直接的影响”。
科恩并不是唯一认识到降低特朗普政府关税对美国有利的人。最近,41名民主党和共和党参议员敦促美国贸易代表戴琪(KatherineTai)将更多进口商品排除在关税之外。特别是,他们要求戴琪排除那些“从中国的进口几乎等于所有美国进口”的产品。这些参议员指出,“这些特定进口产品对中国的不同寻常的依赖表明,将这些供应链移出中国的可能性非常小,我们最好把在生产地点多样化和制造业回流方面的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