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地时间2月10日，美国劳工部公布的数据显示，由于强劲的消费者需求和与疫情相关的供应短缺令物价承压，美国1月消费者价格指数(CPI)同比上升7.5%，达到自1982年2月以来最高。受美通胀数据爆表后加息预期飙升的影响，周四，美三大股指全部收跌，十年美债收益率破2%。在此背景下，三月份一次性加息50个基点的预期翻番，甚至于更疯狂的紧急追加加息(即七月加息到100个基点，缩表在二季度开始)的声音也正在甚嚣尘上。美国经济是否能够承受冲击?市场是否能承受变化?这将对美联储未来货币紧缩政策实施的规模和节奏继续构成挑战。

美国“40年一遇”大通胀，背后推手是什么?薪资-通胀螺旋上涨的局面如何破解?大通胀给美国和全球市场带来什么样的影响?美联储的收缩政策大举提前?被广泛讨论的现代货币政策理论是否适合美国?市场在普遍吸收美联储紧缩预期后，为何依然有较大波动?未来走势如何?中美政策背离是否会造成资本大幅外流?第一财经《首席对策》专访花旗私人银行董事总经理、亚太区经济分析主管刘利刚。

刘利刚的主要观点：

疫情叠加超宽松政策推升美国“40年一遇”大通胀

短期仍有上行可能长期通胀将在下半年得到控制

救济政策退出劳动力将重回劳工市场

需求下降将抑制美国薪资持续上升

美国货币收紧“三件套”将同时做

过于激进的宽松政策导致通胀无法自行冷却

美联储需平衡好控通胀和经济增长关系

过度使用MMT是不负责任表现

市场已经稀释一轮联储紧缩预期后期仍需看通胀等数据变化

货币政策收缩过快对美实体经济及美股将有负面影响

中美利差将缩小但不会变为零

人民币适合外资作为抗波动性资产配置

疫情叠加超宽松政策推升美国“40年一遇”大通胀

第一财经：刘总非常感谢接受我们的专访，首先我们看到本周四美国是公布了1月份的CPI数据，不出市场的预期，美国现在确实是在经历着40年一遇的大通胀，在您看来这个背后最大的推手是什么?

刘利刚：我觉得最大的推手是美国的宏观经济的政策的刺激还有疫情的冲击。在宏观经济方面，我们都知道美国在疫情发生之后，货币政策进行了零利率、无限量的量化宽松。那么在财政政策方面，这两年的财政刺激，特别是去年第一季度就有2.8万亿的这样的一个大规模的财政刺激，那么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下，美国国内的需求确实被推上来了。

那么在疫情的冲击下，供应链也产生了很大的冲击，比如说我们看到就是说美国的港口不能及时的把这些到港的产品运到美国各地，使各个地方出现了短缺，这样一来物价大幅的上升，劳工市场因为疫情的因素，很多人也不愿意去上班，那么造成了缺工的现象。特别是在一些产业链方面，比如说汽车的芯片，其实这并不是一个高科技的芯片的制成，但是因为美国的科技管控的政策也使这样的问题造成了美国一手车产量大减，而二手车的价格大幅的上升，从而使CPI创造了一个40年的新高。

短期仍有上行可能长期通胀将在下半年得到控制

第一财经：和过去两年相比，今年推动通胀上涨的最大的不确定性因素是什么?

刘利刚：我觉得短期我们还是看到有一些助推通胀的因素，比如说油价在现在地缘政治的风险的影响下还是居高不下，同时一些供应链的短缺也没有完全的消除，劳工市场虽然在快速的恢复，但是我们看到美国缺工的这种现象还在持续。但是从一个中长期的角度来看，特别是在产业链的供应方面，我们看到美国自己的产业链的一个供应指数已经开始下跌了。

另外就是从中长期在今年下半年我们会看到油价特别是花旗认为油价会回到今年下半年的65美元左右，跟去年同期相比是严重的下浮，我们今年要注意美国的大规模的财政政策的退出和今年的财政政策退出的量也是非常大，大概跟去年相比有9个百分点的下滑，那么这样的一些因素也表明可能美国的通胀在今年下半年应该可以得到控制。

救济政策退出劳动力将重回劳工市场

需求下降将抑制美国薪资持续上升

第一财经：您刚才提到了一个词就是用工荒，《华尔街日报》数据分析称，美国1月的平均时薪环比增加了0.7%，推演出全年薪资增长率为9.2%，这是一个非常惊人的数据，是不是说明现在美国已经进入到了一个薪资-通胀螺旋上涨的他们最不愿意去面对的局面?

刘利刚：我觉得这可能应该是一个短期的现象。原因就是我们也知道刚才讲了美国财政刺激政策，去年很大的一部分是给很多失业的人口发救济金，救济金是到去年的9月份才结束，那么这样一来很多人可能就说可以待在劳工市场外面等一会儿再进入劳工市场，那么当他已经把钱用完的时候，他必须重回劳工市场，这样一来就是说劳动参与率会进一步的上升。另外美国的企业也要考虑这个问题，它是不是能够忍受9%这样的一个工资的上升，同时劳动生产率可能没有像我们想象的增速那么强，所以说我觉得这也是抑制美国工资上涨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一个是劳动供给的大幅的上升，另外在需求进一步下降的情况下，它也会抑制薪资的上升。

美国货币收紧“三件套”将同时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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