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常高兴和林毅夫教授一起讨论中国经济的前景和经济政策。回想起来，十年前我曾应北大《经济学》季刊的邀请，与韦森、张军、张曙光各自写过点评新结构经济学的文章。十年过去了，新结构经济学有了哪些进展，我自己也非常关注和感兴趣。

非常遗憾，《中国经济的前景》和《论中国经济的发展》这两本书我收到的时间很短，读得不细，所以在这里先分享一些简单的感想。

新结构经济学将禀赋结构与有为政府有机结合

我记得《经济学》季刊曾经发表过罗德里克、斯蒂格利茨等经济学家对新结构经济学的评论。罗德里克对林毅夫教授的新结构经济学所做的评论是什么?他说，结构主义最中心的观点是发展中国家在本质上与发达国家不同，比如制度、文化背景、发展阶段等方面，而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的中心思想是人们对激励作出反应，把两套思想结合起来，就能产生一套新的发展经济学。

我认为罗德里克说得很准确。

在我看来，新结构经济学有两个非常关键的概念，一个是禀赋结构，另一个是有为政府。新结构经济学实际上是把这两个概念结合起来，也就是力图把传统发展经济学中结构主义的精髓，与主流新古典主义经济学中市场决定资源配置的思想，二者结合起来。这是一种非常值得称赞的努力方向。

林毅夫教授认为，经济增长过程也是产业升级的过程。我认为这一点也很重要。因为我们以前学的经济增长理论不谈产业，只谈资本，人均资本或者是资本的装备程度，其中没有产业之分。新结构经济学考虑产业的问题，实际上就是考虑到结构问题。

新结构经济学认为经济增长过程也是产业升级的过程，而一个国家的产业升级要建立在给定时点上、特定要素禀赋状态的基础上，这是一个要点。在没有市场扭曲的情况下，市场结构将会给出必要的信号引导先驱/先导企业根据要素禀赋结构的变化来重新配置资源，实现产业升级。但是，由于存在市场扭曲，国家应该介入，通过一系列政策措施以纠正这种扭曲，使企业得以实现符合要素禀赋结构变化的产业升级。这些话是林毅夫教授十年前说的，我觉得这样一个命题实际上反映了中国改革开放前三十年的经验，我大体认同林教授的这些观点。

同时我还想补充一点，根据我们最近这十年的经验，即便没有市场扭曲，市场选择也可能不是最佳选择。这一点也很重要。特别是我们这些在西方受到所谓正统经济学教育的人，应该对这点有充分的认识。经过这几十年中国改革开放的经验，我觉得我们对这一点已经有了越来越深刻而明确的认识。市场必须有，市场应该成为决定资源配置的基础，起决定作用，但是市场不是万能的，市场并不是一切，国家必须发挥它的作用。

当然，政府必须是有为政府，而不是无效政府、昏庸政府。在很多发展中国家，政府把市场捣乱了，政府干预越深，市场运作被破坏越严重，根本谈不上纠正无效市场的问题。在中国，我们的政府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而且应该继续发挥必要的作用，但也要坚决避免乱作为。

比较优势要基于国家利益最大化前提

比较优势理论证明了国际分工的好处，但是，比较优势理论并不能告诉我们应该具体生产什么劳动密集型产品，怎么生产，生产多少。这些生产角色一般只能由市场决定。

上面说的是产品。但是，就产业发展而言，情况要复杂很多。比如斯蒂格利茨讲过，国家无需受限于传统的资源禀赋决定发展方式。如果韩国让市场自行运动，就不会走上成功发展之路。静态的生产效率要求韩国生产大米，如果韩国真这样做的话，今天可能是最高效的大米生产国之一，但仍然会是一个穷国。这是斯蒂格利茨的观点。

追溯历史，1791年汉密尔顿在《关于制造业的报告》中就提出，一些国家在其经营多年且日臻完善的产业上所拥有的优势，对于那些想把这些产业引进本国的国家来说，是难以逾越的障碍。同一产业在一国是新生产业，在另一国是成熟产业。比如棉纺织业在美国是新生产业，在英国是成熟产业，希望两者在质量和价格相同的条件下竞争，在大多数情况下是不可行的，所以汉密尔顿主张必要的贸易保护。

德国经济学家李斯特(1789~1846)在这方面也有很多论述，他认为美国和英国实行的是“踢掉梯子”的政策，不让后来者追赶，尤其是登顶，因而通过关税等措施，保护自身那些将来有机会形成比较优势的产业，最终自己成功登顶，而不是被对手捷足先登。所以他认为仅靠市场决定是不行的，国家应该推行必要的保护措施。

不仅如此，李斯特还认为伴随分工的应该是民族团结感(senseofnationalunity)，而这是我们现在都不谈的事情，他当时是谈的，独立和共同目标以及生产性力量之间的合作。可见李斯特是从国家利益最大化的前提出发，来考虑产业体系建设和国际分工的。他同亚当·斯密的最大不同是，后者是个全球主义者，认为对英国好的就一定对世界好。然而我们知道这种观点在现实世界中是不能成立的。对于所有民族国家，特别是大国来说，按比较力参与国际分工是不够的，参与国际分工应该与建立相对完整产业体系的努力相协调。

相对完整的产业体系意味着发展能力、发展潜力，即便贸易伙伴“踢掉梯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