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生代的创业者和企业家，创业的时候多数已经具备国际视野。不少企业从创办起就是面向国际市场的。我们看到一些医疗器械企业，拿的第一个认证就是欧盟CE认证，早于在中国的认证。

创始团队越来越多是成建制的。创始人迅速找到有经验的高管，其胸怀确实更加宽广、管理能力也更加优秀。上一代企业家创办企业，往往要发展很长时间，才有资源去请一位跨国大厂的高管来做VP。即使是初创企业，现在的总体的薪酬水平提升很快，外企和本土企业的工资待遇差距也在迅速缩小。优秀的本土互联网企业，员工薪酬水平甚至比外企还要高。

最近我们看到的一些本来非常风光的大企业，扩张过猛、资金链断裂，三个月内就轰然倒下。

有完整的管理团队的企业，就可以避免这种情况。新一代企业创立之初，就已经有优秀的管理者加入。管理团队有厚度、有能力，也有更多不同的声音。他们跟着创始人一起开拓，对企业的发展是有批评性和建设性的发言权的。相比之下，上一代企业家真正找到职业管理人的时间节点已经延后，企业家一言九鼎，这些管理者对于如何提出风险控制、合规管理等方面的不同的看法往往心存疑虑。因此，创业早期就有一个相对完整的管理团队有很大的好处。

新一代的创业者也更加自信。因为自信，他们起步高，产品的定位也会更高，他们不是天然就认为初创企业要从低端做起。很多创业企业的产品，第一个版本就能获得国际大奖，过去我们是想象不到的。

最近一些成功的互联网企业家正在离开舞台中央，年富力强就“退居二线”。尽管如此，基于自己的梦想和兴趣、有情怀的年轻人还是会出来创业，我们应该对创业者的不断涌现抱有信心。

市场环境变化及全球供应链重组，中国创业者拥抱新全球化

无论是疫情对全球供应链的冲击，还是中国过去一年对平台经济的政策调整，对于投资人和创业者来说，都在形成一种变局。

创始人有足够的能力，创新企业在中国和全球都会有发展机遇。最近政策规则的调整，企业不一定能够看清发展机会。因此有些有能力的本土团队，目标就是奔着国际市场去做，第一款产品、第一个市场不在中国，哪一天市场环境允许了，再“出口转内销”。新经济里面最早出现这种现象的是游戏出海，最新一波是数字货币。中国人拥有创业精神，勤奋学习，吃苦耐劳，这些出海的企业家也会重新定义我们的投资逻辑。

未来一段时间一个机会是投资新的“下南洋”。在产业链迁移的过程当中，一些企业自然而然跟着客户扩展到海外去。比如跨国企业的部分供应链搬离中国，供应商和配套企业会跟随客户服务于海外。比如中国的自动化设备企业，进口替代已经做得很好，他们的发展路径会和当年德国的自动化设备的厂商一样，服务全球市场。未来跨国企业、代工企业在越南扩产时，会用到很多来自中国的先进技术。

进一步而言，中国的创业投资机构，会在全球放眼华人有优势的创新领域。比如投资加密货币是国际潮流，这个领域完全是海外公司，海外经营，海外市场，其中很大比例的创业者是华人。

用户流量型平台企业短期内难以再现

由于成功的互联网平台企业会拥有“人口级”的用户，产生巨大的市场和社会影响力，对于平台互联网公司的监管成为一个世界性的问题，其中包括资本所起的作用。

不管是内资还是外资，国资或者民资，用资金去投资，形成新的技术、新的企业、新的行业，资本这个环节必不可少。资本没有好坏之分，创新肯定需要资本的投入。

资本高度集中在某一个企业里面，把那些拼不过融资的企业全部都挤掉，形成新的垄断，之后又采取一些垄断行为，侵害到社会大众利益，这些确实属于所谓的资本的无序扩张。清晰界定有序、无序是有必要的。

从美国起步的经典的创业(风险)投资模式，是以创始人和技术为主的。后来这一个模式发生了变化。创业项目能不能成功，越来越取决于资本。融到钱本身不仅决定企业的发展，而且也决定企业的诞生、存在、及商业逻辑是否成立。一些企业的产出远远低于投入，并且长期如此，维持经营的主要手段是不断砸钱，这一类资本是无效的，也是无序的。

互联网领域的“赢家通吃”会暂告一段落。大量资本投入到某一家公司，通过不断迭代和试错，最终走出成功路径。尤其是到移动互联网时代，投资人发现与其投资那么多公司，不如追求网络效应，支持少数几家形成头部，结果是用钱把头部企业“烧”出来了，最后形成了某种垄断态势，在网约车、支付、外卖等行业比较明显。单纯从商业来说，这样的投资逻辑是成立的，但是这样的模式，由于监管和法规的调整，未来一段时间也很难复制。

另一方面，天然有网络效应的领域，如果人为地限制它的成长，长出来的公司不是全球最有竞争力的。现实情况是，一方面我们不希望数字经济公司在中国会发展大到能左右经济和社会，另一方面我们也希望数字经济企业在国际市场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尤其是数字货币，与其限制规模，更合理的做法是促进市场的充分竞争，任何利用垄断妨碍竞争的行为，应该有国家层面的监管。让行业的第二名、第三名、第四名在中国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