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实现共同富裕的道路上,收入分配是一项重要的基础性制度安排,初次分配、再分配、三次分配需协调配套。我国《“十四五”民政事业发展规划》中提出,要积极发挥慈善在第三次分配中的重要作用。做慈善有门槛吗?如何调动更多人积极参与?这又将如何促进共同富裕呢?带着这些问题,第一财经摄制组专访了国务院参事、友成企业家扶贫基金会副理事长汤敏。他长期从事宏观经济研究工作,曾任亚洲开发银行驻中国代表处首席经济学家,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副秘书长。2010年加入友成基金会后,开始参与教育扶贫和慈善公益事业,由此从以理论研究为主的经济学家转型为一位新公益的践行者。
第一财经:关于共同富裕,提出要通过三次分配,如何理解第三次分配?
汤敏:第三次分配主要就通过捐赠公益慈善这样的。是多少呢,大概占GDP的0.2%左右。我国2020年还是因为有新冠疫情,捐赠比较多,全国一共捐赠2300亿人民币。大家知道我们的GDP是100万亿人民币(规模),2300亿跟100万亿比,占GDP的0.23%,所以它是一个非常小的量,这是从数量来说。但是,它影响面非常大。你看去年的新冠疫情,好多人都参与捐赠、关心志愿活动。第二,它所做的事情跟很多老百姓有关。比如公益慈善帮助贫困人群、残疾者,还有做志愿服务等。第三,发展非常快,最早是从希望工程开始,大家才有老百姓还可以做点事、还有捐赠(这想法)。汶川地震,更大规模的企业参与,老百姓参与,志愿者参与。
第一财经:第三次分配对于共同富裕的实现有什么重要意义?
汤敏:从钱的角度来说,占GDP的比重非常小。可能在钱的方面来说,影响不大。但是做好了能弥补很多企业、政府做得不够、做得不好的地方。
第三次分配,人人可参与
汤敏:第三次分配是每个人都可以参与的,它就可以有更大的影响。此外,共同富裕有物质方面的,也有精神方面的,第三次分配重点不在物质方面,更多是精神层面的。而这些确实是老百姓“急难愁盼”的领域。比如教育,怎么去帮助贫困地区、农村地区的教育质量提升。不能得到更好的教育,对他一辈子都会有影响。我们就做了叫“青椒计划”,乡村青年教师的社会支持公益计划,专门给乡村教师培训。通过互联网,每天都有课,连续要培训一年。我们也把各种各样的教学资源送给他们。比如清华大学开发出来的卡通式的教学方式,从小学一年级到初中三年级,所有的课都变成卡通式的。而这些都是可以通过公益的方式来做。比如养老的问题,可以帮助农村的这些老人,还有残疾人。这些领域都是老百姓“急难愁盼”的。第三次分配能够补充企业和政府在某些地方还没有做到的。
第一财经:有些人有所误解,比如把慈善当做第三次分配的完整内容,您怎么看?
汤敏:第三次分配跟慈善有非常紧密的联系,但不是一件事。从第三次分配来看,财富造出来了,怎么分,分多少,这是从分配的角度。那么慈善是什么?说把这钱分给我们,怎么干。第三次分配和公益慈善正好是一对孪生兄弟。一个把钱收出来,收多少,另外一个是怎么花这笔钱。
第一财经:慈善事业未来的发展空间有多大?
汤敏:我国公益慈善的时间比较短,但即使是捐赠最高的美国,慈善占GDP的比例也只有百分之二点几,虽然量很小,但发展会非常快。第二,公益捐赠,我国60%到70%都是由企业捐的,而国外60%到70%是个人捐的,它也叫小额捐赠,十来块,几十块这样的捐赠,但是人多。时间也是捐赠,不是说只有钱的捐赠。
一年用三小时做公益,能改变什么?
汤敏:我们现在除非有重大灾害的时候,老百姓参与比较多。平常大家觉得好像没什么事了,就参与得不够。这主要的原因有几个:第一是我们在公益志愿活动里的创新还不够。现在志愿活动往往都是开一个大会,开个运动会,有很多志愿者在那儿,但这只是志愿者的一部分。举个例子,比如乡村振兴得提高农村的收入、农民的收入,怎么才能做到?最近我们在设计两个项目,第一个叫“我为乡村学校做点事”,把在校大学生动员起来。可以通过互联网的方式,一年志愿活动三小时。第一个小时,你可以讲一个自己成长的故事,当时学习怎么样的,怎么考上大学,学校是什么情况。让乡村的孩子有一种向往。可以通过手机,通过互联网。现在乡村学校都有大屏幕了。再花一个小时,把城市很多好的教育资源跟他对接。我们还有很多课外活动的,像足球、计算机编程、飞机模型,这些已经都是视频式的,乡村学校都非常需要。包括大合唱这些文娱体育活动,我们来提供资源,志愿者用一小时跟学校对接。还有再拿一小时,看学校还需要什么,他能做的,再去做一做。一年就三小时,这个不难。现在很多时候是信息的问题。我们还在设计一个项目,叫“我为乡村振兴做点事”。很多企业有几十万员工,这些员工也可以组织起来。我们也是通过互联网来对接,也是一年三小时。我们专门有个项目叫“乡村振兴领头雁项目”,我们在全国培训了8万多在乡村创业的青年。现在全国一共有1000万返乡青年,原来在城市打工,他回到农村创业去了,我们现在给他们培训。他们很需要各种各样的资源跟他对接。可以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