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8月13日，上海，WeWork联合共享办公空间。

编者按/2020年7月，国务院办公厅在《关于支持多渠道灵活就业的意见》中提出要创造更多灵活就业机会，激发劳动者创业活力和创新潜能，鼓励自谋职业、自主创业，全力以赴稳定就业大局。同时，特别强调要“鼓励个体经营发展，增加非全日制就业机会”。

与此同时，来自人才市场的就业模式也正在发生重大变化：一方面，混合办公模式兴起，人们不再以办公室为工作的唯一场所，而是以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模式，让工作变得灵活而有效率。另一方面，中国正在兴起大量自由职业者，社会的基本结构从“公司+员工”，变成了“平台+个人”。

伴随人的潜在能量的激发，个人正在成为一个独立的经济体，他们不再是通过企业或组织的模式完成价值创造，而是通过互联网和社会的协作完成更有创意的事情。在这股浪潮之下，传统的公司组织正在撕裂，人们依靠自身特长，点对点地对接和完成每一个需求，这也让工作由被动走向主动，从而推动了价值分配关系的迭代，新的链接正在形成。比如典型的角色包括工匠、程序员、设计师、编剧、作家、艺术家等。

事实上，这是一个已经发生的渐进过程，来自国家信息中心的数据显示：知识技能的共享在2017年创造的收入还仅仅是1382亿元，但到2020年知识技能的共享创造了4010亿元的收入，生活服务的共享收入则达到了1.6万亿元，两者合计在整个共享经济市场上的占比达到了50%以上。

根据官方数据初步估算，2020年我国共享经济参与者约8.3亿人，其中劳务型服务提供者约8400万人，预估智力型服务提供者约1亿人，预估总体市场交易规模在10万亿元以上。

可以说，这是一种新的正在迭代的可持续工作模式的变革，也是我们商业案例持续关注和报道的一个方向，因为在企业工作模式变革的背后，带来的不仅是一场企业内外圈层空间结构和业务流程的革命，更直接影响到组织的结构和绩效的评价模式，更能体现出新时代背景下人们对商业价值和商业逻辑的思考。

1.混合办公

一场空间结构和业务流程的革命

在胡刚看来，过去的办公室是固定的，未来的办公室可以是移动的，无处不在的。因为伴随移动互联网时代和城市的扩大，正在给智力劳动者带来极大的自由。

“在疫情发生两年后的今天，有多少人已经不用每天去办公室了?这将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调查。”胡刚告诉《中国经营报》记者。

作为智多多平台创始人，胡刚的主要业务是帮助个人进行低成本微创业，帮助中小企业进行业务在线化和合规化，帮助上市公司进行合规和降本。这让他有机会接触各种形态的公司，也让他能够洞察当今企业在关注用工成本和强调业务灵活性背景下的需求变化。

在胡刚看来，人们的工作方式正在潜移默化中发生颠覆性改变。“过去人们去办公室是出勤主义，去现场做很多落地执行的工作。上班是一种义务和责任，否则拿不到工资。而现在，人们是带着目的去办公室，比如去开会、社交或谈合作，甚至可能是寻求一种归属感。办公室成为某种价值的目的地，上班成为一种爱好，可以见到有趣的人，可以解决问题。”

事实上，这也恰恰是驻伦敦的办公室策略和设计专家尼古拉·吉伦在《未来的办公室》中所描述的场景，即“人们将不再成群结队地前往市中心去上班，不再以100多年前发明的老式的‘出勤主义’管理方式为准则。”如今，这一场景正成为时下很多企业的常态。

像很多公司一样，采用“混合办公”模式的英国诺丁汉数字营销公司——阿德特拉克就规定，员工每周只需来办公室一次，在这一天里与团队一同工作。在剩余的时间里，他们可以采取更为灵活的工作方式，比如居家办公，除非有会议要求他们亲自到场。

有的企业则更加一步，干脆放弃了办公室，胡刚所在的智多多就是其中的一个典型代表。“我们在上海有三个办公场所，比如IT人员会租一栋别墅，来解决技术方面的问题。但作为管理者，这三个场所平时我并不常去，也没有固定的办公地点。每个周一，我们会在市场中心的Shoppingmall找个星巴克，开个研讨会，中午一起吃个饭，下午再各忙各的。当然，星巴克要在地铁沿线，要有足够的桌子，相对安静，周围吃饭便利。”

在胡刚看来，“过去的办公室是固定的，未来的办公室可以是移动的，无处不在的。因为伴随移动互联网时代和城市的扩大，正在给智力劳动者带来极大的自由。只要环境适合你，能敲电脑，能打电话，能思考，很多地方都可以成为办公场所。”

“我相信这一变化会影响未来很多建筑物的空间结构和空间设计，比如传统的办公室会更偏重于会议场所，方便会见，办公家具会积木化，便于拼搭，空间便于切割。而对外的很多大型的购物中心可能会增加一些适于移动办公的空间，现有的咖啡馆也会向更适合临时办公转变。”胡刚告诉记者。

不过，完全放弃办公室有时也并不现实，因为有些传统客户仍然会在意企业是否有固定的办公地点，这也成为了胡刚们的一个痛点。

如今，胡刚在中欧国际工商学院的6-10个校友正计划打造一个集合办公的地方，“它不是传统意义上的众创空间，而是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