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当前不确定性加剧的世界环境，我国正着力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国有企业作为关系我国经济命脉的重要市场主体，其高质量可持续发展是国内大循环有效运行不可缺少的有力支撑。“十四五”规划中提出“推动国有企业完善中国特色现代企业制度”。国企的公司治理应遵循“权责法定、权责透明、协调运转、有效制衡”的原则。这要求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不能仅停留在股权层面的混合，更要推动非国有股东进入董事会，让非国有资本融入内部治理结构和治理机制，完善企业市场化运营机制，“混在股权，融在治理，改在机制”，充分发挥不同所有制资本间互补互惠的协同效应，激活混改企业的内生发展动力，有效提升公司资源配置效率和绩效水平。

国企混合所有制改革自20世纪90年代提出，经过近30年的发展，已取得十分显著的经济成就，涌现出一大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骨干企业。但必须指出的是，由于经济转轨时期特定的内外部条件，大部分企业混改仅在股权层面进行了形式上的混合，公司内部治理结构和治理机制等深层次问题并未得到根本性解决，成为国有企业绩效取得进一步提升的掣肘。国企改革三年行动明确了进一步深化国企混合所有制改革要攻坚克难，破除历史遗留的体制机制障碍，加深国有企业与市场经济的融合度。这一行动部署敦促企业树立起更坚强的决心、更有力的态度推动改革落地见效，充分释放混合所有制改革成果，切实提高国有企业竞争力、创新力和抗风险能力，为稳定产业链供应链、推动经济稳字当头、稳中求进发挥表率作用。

通过对现实中企业混改进程的长期观察研究，本文为如何完善国有企业内部治理机制和市场化运营机制，深化国企混合所有制改革提出以下几点政策性建议。

优化董事会治理结构

发挥非国有股东治理优势

董事会是公司内部决策控制系统的核心，除了在公司治理中发挥监督控制、建议咨询以及资源配置等职能外，还是联通股东与管理层的关系纽带。拥有董事会席位是非控股股东参与企业决策和获取非公开内部信息最重要的渠道。国有企业进行混合所有制改革后，引入非国有资本的投资人，形成多元化的产权主体。相较于国有资本，非国有股东由于资本的逐利动机更为强烈，会更希望参与到公司治理中去。鼓励非国有股东派驻利益代表进驻董事会，让混改从股权层面深入到治理层面，让董事会成员能更充分地代表各种不同所有制经济成分的利益，互相监督、互补互惠，有助于提高企业经营决策的效率与效果。

第一，调整董事会规模，提高决策有效性。

任何决策都是基于所收集到的相关信息做出的，企业经营决策同样也是如此。信息的来源越多样、包含的内容越全面，越有可能做出当时情景下的最优决策。而国有股东和非国有股东往往在专业背景、工作经历与知识结构等方面存在较大的差异性。推动非国有股东进入董事会，扩大董事会规模，促使各种背景的董事汇聚在一起，提高董事会成员间的异质性，不仅可以为企业发展带来更丰富的社会关系和外部资源，同时可以在企业经营决策的过程中提供更全面的信息和更多元化的见解，对董事会决策的准确性与有效性产生积极影响。但必须注意的是董事会规模并非越大越好。董事会规模过度膨胀会导致董事会决策议案时沟通成本增加，董事间难以协调一致。因而混合所有制改革中的国有企业应该充分向非国有股东释放权力，为非国有资本参与企业核心决策提供畅通渠道，在衡量成本效益的原则下，科学合理地确定董事会最优规模，进一步提高企业的经营决策质量。

第二，增强董事会独立性，充分发挥监督职能。

混合所有制改革后的企业中，国有股东往往依然占据绝对的话语权，作为外部投资者的非国有股东与国有企业之间存在较大程度的信息不对称。由于难以了解企业的实际经营情况，非国有股东很难在公司治理中发挥股权制衡的作用。2019年国务院国资委发布的《中央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操作指引》指出，要“尽可能使非公有资本能够派出董事或监事”。积极推动非国有股东委派董事参与国企高层治理，有利于非国有股东获取更充分的信息和话语权，保障董事会进行议案决策时的独立性，加快混改国企由行政型治理到经济型治理的根本性转变。中国联通混改即为非国有股东参与治理的成功典范：在国有股东依然保持绝对控股的情况下，百度、阿里巴巴、腾讯和京东委派的董事积极参加中国联通历次董事会，切实参与到中国联通的各项重大决策和内部制度审核中去，发挥了良好的监督治理效果。

全国工商联对民营企业的调研显示，多数民营资本参与国企混合所有制改革的基本要求都是“投资国企至少要能派个董事、能‘说了算数’”。与纯粹的股权混合相比，非国有股东通过委派董事进入公司核心的权力机构，一方面能够获得更多内部信息，维护自身合法权益，提高决策的有效性。具体而言，在董事会议召开前，公司高管需要向董事提供审议事项的相关资料。在参会过程中，董事还可从与管理层的沟通中获得额外信息。更全面的信息获取有助于非国有股东缓解信息劣势，更充分地表达自身利益诉求，增强制衡国有实际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