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我国经济总量有望达到110万亿元,同比增长8%左右。这有2020年低基数的因素,也是我国经济发展和疫情防控保持全球领先地位的印证。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在充分肯定2021年成绩的同时,也指出我国经济发展面临需求收缩、供给冲击、预期转弱三重压力。2022年要着力稳定宏观经济大盘,保持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
站在岁末年初的关口上,展望2022年依然是充满不确定性的一年,不过也有着新的机遇,诸如扩内需、绿色转型、科技创新等都有大量机会。
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副理事长刘世锦在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总部和南方财经全媒体集团联合主办、21世纪经济报道承办的“2021南方财经国际论坛”上发表主旨演讲指出,应该关注中国进入中速增长阶段的结构性潜能,这是中国实现较高增长的主要来源。同时,刘世锦提出“1+3+2”的结构性潜能框架,即以都市圈、城市群为龙头,补齐基础产业效率不高、中等收入群体规模不大、基础研发能力不强三大短板,以数字经济和绿色发展为两翼赋能。
采取长规划、硬措施、软着陆的办法解决中长期结构性矛盾
2021年前三季度我国经济同比增长9.8%,两年平均增长5.2%。但是,三季度经济同比增长4.9%,两年平均增速4.9%,增速呈现加速下行态势。尤其是9月份部分地区遭遇限电限产等因素,多项宏观指标增速回落明显。不过,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10月和11月份部分经济指标有企稳回升的迹象。
刘世锦表示,今年以来,整体经济复苏进程不错,但9月份出现比较明显的回落。四季度经济同比增速可能在4%以下,说明当前经济下行压力较大。
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国家统计局局长宁吉喆表示,当前经济面临的压力,是多方面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有来自全球疫情不断蔓延与世界经济复苏不均衡、发达经济体流动性泛滥、国际能源资源等大宗商品价格大幅上涨叠加的影响,有国内疫情散发多发、局部地区洪涝灾害冲击的扰动,有我国经济长期存在的一些深层次矛盾凸显和经济增长动能减弱的限制,也有一些具有收缩效应政策碰头的制约。在这个背景下,稳预期的重要性更加凸显。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指出,2022年要加大宏观政策跨周期调节力度,提高宏观调控的前瞻性针对性。各地区各部门要担负起稳定宏观经济的责任,各方面要积极推出有利于经济稳定的政策,政策发力适当靠前。
刘世锦指出,针对当前经济运行中长期存在的一些结构性的矛盾,应该从跨周期的视角加以解决,比如部分房地产企业由于过度扩张而陷入困境,部分地方政府过度追求增长速度而导致债务负担过重,还有为了实现双碳目标推动能源和产业结构的调整等。解决这些结构性矛盾,需要平衡好短期和长期目标,建议采取“长规划、硬措施、软着陆”的方式。
“所谓长规划,就是要给出适当长的时间,明确目标和任务,能给市场主体明确预期,且提供缓冲纠错空间。硬措施,是指给出的政策措施、市场纪律等不轻易动摇退让,这也是预期的组成部分。软着陆,就是以较小的代价实现目标,即使有泡沫破了,不至于动摇大局。”刘世锦解释道。
刘世锦指出,2022年我国经济有望实现中速增长,全年增速略高于5%。2022年经济增速呈现前低后高态势,预计4月份左右是低点,9月份左右是高点。
相比短期宏观政策
应更关注结构性潜能
“当前经济面临一定下行压力,所以大家很关注宏观政策。但是,宏观政策主要起到短期平衡稳定作用,不能对其付以过高的期望。与短期宏观政策相比,我们更需要关注结构性潜能。”刘世锦表示。
何谓结构性潜能?刘世锦表示,中国作为一个后发经济体,在消费结构、技术结构、产业结构升级以及城镇化过程中所具有的潜能。中国现在人均收入大概是1万美元,发达国家一般在3万多美元,美国是超过6万美元,这个差距就是中国的结构性潜能。
在刘世锦看来,过去经济高速增长阶段,中国结构性潜能主要是房地产、基建、出口等,最近几年这些潜能在逐步减弱,需要发掘与经济中速增长相配套结构性潜能。当前我国经济进入中速增长阶段,刘世锦提出“1+3+2”的结构性潜能框架。
所谓1,就是以都市圈和城市群为龙头,为中国经济下一步中速高质量增长打开了物理和动能上的空间。经刘世锦团队测算,这个领域预计能提供中国经济未来5年、10年甚至15年经济增长动能的70%-80%。
所谓3,是指实体经济需要补上三大短板。一是基础产业效率不高,像能源、物流、通信、金融等基础产业领域不同程度存在垄断、竞争不足,导致社会成本比较高。二是中等收入群体规模不大,需要在未来10-15年间,实现中等收入群体倍增的目标。三是基础研发能力不强,中国近些年创新发展很快,但基础研究和源头创新依然是短板。
所谓2,就是数字经济和绿色发展。这两大新动能,不仅是中国,也是全球的新动能。中国虽然是个后发国家,但在这些方面实力不弱,甚至在某些方面还有优势。
刘世锦表示,过去30多年的高速增长,房地产一直是支柱产业。房地产历史需求峰值大概在几年前就出现了,最近几年房地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