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期嘉宾：

郑功成：中国人民大学教授、中国社会保障学会会长

郑功成：初次分配是基石，采取中医式疗法，要强基固本

Q：共同富裕有提到三次分配，即做大蛋糕的同时要分好蛋糕，三次分配当中，调节初次分配的重点是什么?

郑功成：在三次环节中间，我觉得初次分配是基石。因为社会财富生产出来以后，无非是政府拿一块，企业拿一块，个人拿一块，在政府、企业、个人之间也还要有一个合理的结构。在这个里面，我觉得可能关键的就是劳动者的报酬要提高。如果劳动者的报酬偏低，那就不利于财富的创造。所以我一直有一个观点，就是政府要减点税，企业要让点利，最终都加到劳动者身上去。目前，我们的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间所占的份额，当然有不同的计算结果。有的说百分之四十几，有的说百分之五十出头，应该说还是偏低的。我觉得共同富裕要求的话，要占到百分之六十。百分之六十以上这可能是发达国家普遍的一个百分数。逐渐提高劳动者报酬，也是我们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的一个具体的表现。当然，初次分配的调整，只能采取中医式疗法，要强基固本，是要慢慢调理的，这里面急不得，不要一下子把劳动者工资翻一番，这个影响到劳资的利益格局，由一个失衡到另外一个失衡，那我们的经济有可能要发生震荡。提高劳动者的报酬还应该有差别性，比如说产业工人，低端劳动者，他们的收入要提高，不提高，这些活就没人干了。第二是知识的价值，就是有价值的劳动，这个是负责创新的，你要给予他足够的回报。

郑功成：提高劳动者报酬要重视“为人服务”

Q：要提高劳动报酬占分配的比重，不可能硬性规定企业给员工发多少工资，怎么让劳动者的收入逐步提高?

郑功成：人工成本逐渐的提高，其实是经济社会发展进步的一个非常客观的标志。第二个来讲，只有劳动生产率提高了，劳动者的报酬的提高才有它的可持续性。因为政府的让税是有限的，企业的让利也会是有限的。怎么来做?一个是产业的升级。像过去一个清洁工，可能都是拿着扫把，现在都有机器了，效率也提高了，他的报酬提高也有可能。第二，当然是劳动者的素质要提升。对于就业来讲，面向一老一小、残疾人、女性，这种社会服务业并不是太发达，这是一个巨大的就业空间。现在快3亿老年人，这里面失能、半失能老人有4000万，这4000万里面90%以上都是在家里。现在有的高龄老人，比方说很多大学里面老教授，其实他的退休金不低，但是他购买不到很好的服务。还有小孩子的幼儿园，现在入园率全国80%，那就意味着还有20%的小朋友不能进幼儿园，3岁以内的，不能满足托儿所的需要。这一块发展起来了，只要是专业化的道路，有利于提高劳动者的报酬。所以应该说还是有很多的门路可走，尤其是“为人服务”。

郑功成：再分配是关键，社会保障是关键中的关键

Q：再分配的内涵有很多，您认为其中最重要的是什么?

郑功成：再分配是关键。因为初次分配再怎么调，它也总是有收入差距，这是必然的。初次分配不能解决社会公平问题，它一定要有利于效率，有利于蛋糕的做大。但是再分配是根本。我们发现，北欧一些国家一般来讲因为它的基尼系数很低，社会的平等度高，主要还是通过再分配来调节。再分配，按照中央的提法，就是税收制度、社会保障制度、转移性支付三大手段。里面的关键就是社会保障。因为税收所募集的资金有很多是要通过社会保障才能发放到社会成员手上的。转移性支付，过去大规模的公共设施、基础设施建设，通过转移性支付，我觉得已经告一段落。将来更重要的是要强调个人收入中间有多少是来自转移性的收入，比方说我们的养老金、低保金、老年津贴，现在有的地方有了儿童津贴，等等。这个转移性的收入高，当然共享的份额就相对来说高，社会的平等度可能就越高。美国社会保障制度不如欧洲国家，所以它的贫富差距很大。

Q：社会保障体系对共同富裕目标的实现，有哪些作用?

郑功成：社会保障是对社会财富进行再分配的一个根本性的制度安排。没有社会保障，不要说共同富裕，我们人都生活在不确定的风险之中，很难有什么幸福感、安全感。因为天灾人祸在所难免，所以说它给我们安全感，这是它的第一大功能，然后才是让财富分配得更加平等。我打个比方，一场大病，可能就拖垮一个中产，可能就拖垮一个中等收入家庭，这个跟社会保障紧密相关。我们的住房保障也是。如果公共房屋能够满足低收入群体或者满足人们起码的居住条件，我的收入就能够用于改善生活，我的生活质量就自然提升了，整个社会的消费结构就会升级，普遍地升级，国民经济和社会就会协同向前发展。所以社会保障的重要性，我觉得现在很多人对它的估量不足。我们建成世界上最大规模的社会保障体系，这是足以自豪的，我们社会保障改革是人类社会保障史上空前绝后的伟大实践，成就是毫无疑问的。因为在短短的二三十年以内，我们让所有的老年人都能够领到一份养老金，95%以上的人都享有了基本医疗保险，我们对世界社会保障发展的贡献是太卓越了。因为全世界，如果把中国算在外面，最近的半个世纪以来，社会保障的覆盖率几乎没有扩张，50年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