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刚结束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提出“要正确认识和把握初级产品供给保障”，并从生产领域、消费领域和农业领域提出了下一阶段的具体要求。这是初级产品的供给保障问题首次出现在经济工作会议上。

之所以将初级产品的供给保障提高到如此高的地位，主要有两方面原因，一是原有全球各国参与的全球化生产体系正在出现裂痕，二是我国本身一些初级产品对外依存度较高，某些品种供给出现问题很可能影响我国经济的安全。

先说全球化生产体系裂痕问题。原有全球产业链是一套相对完善的体系，是一个跨国的大型生产运输消费网络，环环相扣，一国可以根据自身优势只生产其擅长的产品，用赚到的外汇换取自身需要的其他必需产品。在这个链条中，发达国家凭借着资本和技术优势处于产业链顶层，消费其他国家产成品的同时对外输出资本和技术;发展中国家凭借劳动力和其他要素成本较低的优势处于产业链中游，主要负责生产工作;南美、俄罗斯、澳大利亚等国拥有较丰富的资源储备，主要对外输出矿产等初级产品。

当前，这个全球化的产业链条在运行几十年后出现了一些问题，主要表现为产业链条中发达国家自身问题越来越突出和其抑制发展中国家发展的意图越来越明显两个方面。

全球化虽然让发达国家可以消费发展中国家所生产的廉价商品，保持自身通胀几十年都不高增长，自身只发展其优势的金融、设计、芯片、汽车等附加值高的产业。但随之而来的却是产业空心化问题，由于制造业外迁，高附加值行业不能充分吸纳就业，更多人的就业集中于普通服务业，使普通服务业劳动力供给较大，工资水平很难提升，慢慢造成了社会贫富差距加大和两极分化的严重问题。虽然近年来发达国家一直强调制造业回流，但毕竟资本是逐利的，且发达国家工人技能普遍退化，制造业回流非常困难。于是发达国家又提出对发展中国家生产的产品提高关税，意图通过增加产品成本降低其产品竞争力，但效果同样不好，反过来推高了自身通胀水平。此外，自从美元本位制确立以来，“特里芬难题”就一直存在，且近年来还愈演愈烈，经常项目长期逆差让美国财政赤字问题日益严重。上述系列因素导致发达国家反对全球化的呼声愈演愈烈。

另一方面，近年来随着发展中国家经济的快速发展，居民生活水平实现快速提高，劳动力、土地等要素成本和环境保护要求也随之提高，传统加工贸易等低附加值产业已难以支持庞大的经济增长目标，因而必须进行产业转型升级，提高科技产业在整体经济中所占比重，增加产业附加值，但这一转型升级势必会对发达国家的优势产业形成巨大的竞争，进而威胁到发达国家在全球化产业链上的地位，发达国家于是就会采取技术限制等多种措施抑制发展中国家产业升级，这点在上世纪80至90年代的日本表现得极为突出，并且最终以日本完败收场，但如今我国的产业链深度和广度已经与当年日本不能相提并论。这也是发达国家近年来反全球化的另一个重要原因。

再说我国初级产品的对外依存度，根据2019年统计数据，棕榈油、镍、铜对外依存度超过90%，铁矿石和大豆对外依存度超过80%，橡胶、原油、锰对外依存度超过70%，纸浆、黄金、乙二醇、锌、铝对外依存度超过50%。

本来在全球化时期，我国利用比较优势可以生产自身效率较高的商品，其他商品则可以通过进口解决，形成优势互补，各方利益最大化，但目前这套游戏规则正在慢慢改变。以农产品为例，由于我国整体耕地面积有限，且土地条件和生产效率均低于发达国家，我国就无法用有限的耕地生产全品种的农产品，因而我国主要选择了关系粮食安全的三大谷物即水稻、小麦和玉米进行生产，截至2019年末我国三大谷物自给率达到98.75%。虽然粮食安全问题得到了保证，但其他品种农产品的对外依存度却逐年提升，最为明显的就是大豆，国产大豆出油率明显低于国外大豆，且种植成本又高于国外，导致国内大豆需求基本由进口满足，一旦未来发达国家限制向我国出口大豆，将对我国大豆产业链产生巨大冲击。另一方面，像铁矿石、铜、镍等基本金属，我国本身储量有限且开采成本较高，自身开采显然不如进口划算，因而对外依存度较高，如果外部供给出现问题，影响到的是建筑、光伏、电子等多个行业。

特别是疫情发生以来，全球多个资源生产国的初级产品供给均因疫情影响出现了不同程度的问题，叠加发达国家财政赤字货币化影响，很多大宗商品正常供给出现了问题，大宗商品也出现了一轮大幅度的涨价，这给我国工业企业正常生产带来了较大的影响。更进一步，很多资源生产国也开始重视环境保护和初级产品供给问题，如果未来反全球化情绪进一步加剧，这些我国对外依存度较大的初级产品很可能成为新的“卡脖子”问题，进而关乎到我国的经济安全。此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正确认识和把握初级产品供给保障”是十分必要的。

下阶段，为了解决这类初级产品的供给问题，需要采取系列措施予以应对，才能实现经济的高质量发展。一是需要按照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的在生产端推进资源全面节约、集约、循环利用，在消费端鼓励节约，以及在农产品领域深入实施种业振兴行动等;二是需要在技术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