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联储的货币政策紧缩可能会比预想要快，我国强调要稳定宏观经济大盘，宏观政策要对经济更加偏友好，在这一背景下，未来形势的发展演变值得进一步关注。

中美货币政策重新分化，是今年金融市场一直关注的一个重大主题。我们现在确实看到，由于美国通胀上行和货币紧缩预期，今年美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整体往上走，而中国国内流动性合理充裕，10年期国债收益率整体往下。今年10年期中美国债收益率差总体趋于收敛，去年年底200多个基点差异，今年11月份日均只有130多个基点，收窄了近百个基点。由于中美利差收敛，前11个月境外机构净增持境内人民币债券6789亿元，同比下降了25%。这反映了中美利差收窄，降低了人民币资产吸引力。但是，中美利差依然较阔，六千多亿元的水平仍然是历史比较高的水平，我看仅次于去年同期。

与此同时，我们看到了一个很有意思的情况。今年下半年美联储一直在酝酿货币政策退出，甚至在11月份的会议上面明确年内启动缩减购债，11月底12月初的国会听证会上面暗示放弃通胀“暂时论”的提法，加快缩减购债的步伐。但今年7月9号跟12月6号，中国央行两次宣布全面降准。本来，美联储货币政策紧缩、中国货币政策宽松应该带来人民币贬值的压力。但实际上，两次降准之后，人民币汇率短期之内有一波回撤，但马上重新上涨。最近一次全面降准消息出来之后，12月9号人民币汇率的中间价和交易价均刷新了三年半来的新高。

中国央行在最新发布的第三季度货币政策执行报告中指出，主要发达国家货币政策调整对中国的整体影响有限。确确实实，如果我们不是讲故事，而是摆数据的话，可以证明这个观点。

美联储12月份最新的议息会议上已经明确，明年1月份开始加快缩减购债的步伐。点阵图显示，三分之二的成员预期明年加息三次，还有一半的成员认为后年要加息两次。所以，美联储的货币政策紧缩可能会比大家预想的要快。中国最近召开了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重新强调了要稳定宏观经济大盘，宏观政策要对经济更加偏友好，货币政策又要稳健略偏宽松。这样的情况之下，未来形势的发展演变需进一步密切关注。

面对这个情况，个人认为，中国应该从四个方面着手，积极稳妥地应对美联储货币政策转向的影响：

第一，保持着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经济强则货币强。根据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提法，中国今年经济发展和疫情防控继续保持了全球领先优势，但是也面临着三重压力，需求收缩、供给冲击、预期转弱。所以，这次经济工作会议重提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明确高质量发展既要有质的稳步提升，也要有量的合理增长。稳增长当做非常突出的任务，而且明确要求明年的经济工作是稳字当头、稳中有进，要求各地区各部门压实稳增长的责任。这不但是经济问题也是政治问题。这为明年中国经济保持着持续稳定健康的发展奠定了比较好的基础，也有助于增强中国抵御外部冲击的能力。

第二，用好正常的财政货币政策空间。中国目前无论是财政政策还是货币政策都处于一个正常状态。在这一次疫情应对中，中国保持了相对克制，采取了一揽子的措施应对疫情冲击。这为我们应对世纪疫情和百年变局背景下的经济下行压力提供了一定的余地。而且，正常的财政货币政策是资产不是负债。这次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提出，我们要保持宏观政策的稳健有效，要跨周期与逆周期政策有机结合。所以，如果有需要的话，总量的政策，比如说财政的政策更加积极，货币政策的总量工具肯定也会采用的。

当然，我们现在看到了一些别的问题需要关注。如现在市场上对于中国经济下行可能感到比较焦虑，一些专家学者建议应该更快更大的宽松。但我觉得，即便我们有弹药也要省着用，因为疫情带来的冲击不是靠大水漫灌可以解决的，要避免病急乱投医。我们要尽可能的保持着一个长时间的正常空间。同时，应对疫情对于经济造成的非对称冲击，在提高针对性的情况下，可能是总量工具与结构性工具结合起来使用效果更好。

另外，就是宏观经济政策要与其他政策加强统筹协调，特别要避免的一些财政货币政策的效果被其他政策所对冲，削弱财政货币政策的有效性。实际上，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对于下一步做好高质量发展也有方法上的指导，要求先立后破、稳扎稳打，要求加强统筹协调，坚持系统观念，避免长期目标短期化，系统目标碎片化、持久战、突击战等等。总之，财政货币政策明年要继续发挥积极作用，其他政策也要发挥应有作用。

第三，进一步增加人民币汇率弹性。国内外的经验表明，汇率双向波动的弹性增加，有助于吸收内外部冲击，及时释放市场压力，避免单边预期。如果汇率僵化，大家认为它要升值或贬值，不让它升贬值反而容易积累压力和预期。因此，我们要继续深化汇率市场化的改革。

但是，任何汇率选择都有利有弊。汇率灵活最大的问题就是容易出现偏离经济基本面的汇率超调。最近，全国外汇市场自律机制第八次工作会议首次提出，“偏离程度与纠偏力量成正比”。这是向市场再次预警了汇率过度升值可能会偏离经济基本面的超调风险。防范化解汇率超调风险除了加强预期管理和调控外，还应该用发展的办法来稳汇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