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一：三重压力，如何应对?

这是会议明确指出的一个主要问题，是针对宏观经济形势的。“需求收缩、供给冲击、预期转弱三重压力”，概括了当前经济面临的主要问题，也表明决策层对经济下行压力的担忧加大。

需求收缩，主要是内需不旺，固定资产投资(尤其是地产和基建)增速继续下滑，消费持续不振，同时外需增长也存在不确定性;供给冲击，主要是原材料价格因产能受限而过快上涨，PPI高企，在需求不振的情况下，对中下游市场主体经营产生较大盈利压制;预期转弱，主要是全球疫情反复、经济下行压力、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和居民部门预期产生扰动，居民不消费，企业不投资。

事实上，即便中国经济当前处于潜在经济增速下行的“新常态”，2021年下半年以来的增速也过慢了。近期央行测算的中国经济潜在增速约为5.7%，而三季度GDP增速仅为4.9%，显然是低于潜在增速水平。同时，明年就业(尤其是青年就业)的压力也在增加，这是对政策的刚性作用因素。

问题不可谓不紧迫。面对问题，稳增长必要性加强。政策具体描述：

“明年经济工作要稳字当头、稳中求进，各地区各部门要担负起稳定宏观经济的责任，各方面要积极推出有利于经济稳定的政策，政策发力适当靠前。”

“要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积极的财政政策要提升效能，更加注重精准、可持续。要保证财政支出强度，加快支出进度。实施新的减税降费政策，强化对中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制造业、风险化解等的支持力度，适度超前开展基础设施投资。”

“稳健的货币政策要灵活适度，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引导金融机构加大对实体经济特别是小微企业、科技创新、绿色发展的支持。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要协调联动，跨周期和逆周期宏观调控政策要有机结合。”

由此看，对于各级政府，稳定宏观经济，不仅是经济问题，更是政治任务，完不成，可能就意味着政治站位不正确，中央财经委员会办公室副主任韩文秀还强调“慎重出台有收缩效应的政策”。可见明年稳增长的力度将明显加大。

具体看，财政政策方面亮点更多，货币政策强调结构化作用，两者协调，则强调总量政策加强：

财政政策加强力度和进度

财政政策要求保证财政支出强度，加快支出进度，表明明年财政政策料将较2021年继续加强力度，并对今年的财政支出进度进行纠偏。针对今年基建投资增速低迷的情况，明年基建投资增速很可能将明显回升。结构上看，由于新基建更多受到收益率要求的限制，很难成为主力，预计未来传统基建投资需求的释放将比较大。由此看，在财政支出进度加快的基础上，还将加大对地方政府财政支出的引导，加大地方政府债券资金使用力度和效率。

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要协调联动，跨周期和逆周期宏观调控政策要有机结合

重提逆周期，表明稳增长将成为明年的重要任务，而财政和货币政策协调联动，则反映了总体政策力度的提升，相对于今年的结构性为重的政策风格，可期待明年总量政策。

前期央行行长易纲强调欧美国家在应对疫情时采用了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同时发力，导致全球流动性大增的现象。而目前看，“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要协调联动”也或多或少预示着未来实体经济流动性需要更加充实。

政策明年上半年发力

会议强调政策发力适当靠前。宏观政策在结构调整领域更为积极以外，预计货币和财政政策的时效性和前瞻性继续加大，尤其是在明年上半年时，及时做好政策准备，给下半年可能面临的风险留下一个更具韧性的实体经济复苏基础。

问题二：长期战略与短期困难的矛盾，如何化解?

会议公报提及的长短期矛盾，主要集中在，长期的新旧循环转换的与短期的稳增长之间、房住不炒与房地产支柱产业两个定位之间、双碳战略与保供稳价之间。

长期的新旧循环转换的与短期的稳增长

新旧循环转换是必然趋势，中国经济的旧循环主要是房地产、金融和地方基建投资，新循环主要是科技、金融和新产业，其中科技是主导。但面对稳增长的压力，新旧循环的转换还要考虑地产和基建在当前经济中的稳增长作用。在此情况下，会议在国内大循环和新循环两个方面都有针对性的强调：

旧：“要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重在畅通国内大循环，重在突破供给约束堵点，重在打通生产、分配、流通、消费各环节。”

新：“要提升制造业核心竞争力，启动一批产业基础再造工程项目，激发涌现一大批“专精特新”企业。加快数字化改造，促进传统产业升级。”

房住不炒与房地产支柱产业定位

“房住不炒”是大的规矩，不会改变。尽管还是支柱产业，但“住”和“不炒”决定了房地产在中国经济金融领域的地位还是要长期下降的。中国经济“去地产化”趋势将是不可逆转的。但房地产仍然是中国经济的支柱产业，对投资和消费的拉动作用依然较大。2016年“房住不炒”、因城施策政策基调以来，政策一直在上上下下地对房地产进行调控，同时积极探索长效机制，终于形成了三线四档、房贷集中度、土地集中供给等长期制度。在这些制度之下，房地产调控将更加有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