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质量发展需要经济增长速度保持在一个合理区间，构建新发展格局更需要维持一个合理的经济增速，两者相辅相成、相得益彰。未来经济工作的主要任务是，在确保“稳增长”前提下实现“高质量发展”。

激发市场主体活力最重要的是加大对中小微企业的纾困和支持。在延续和落实制度性减税缓税政策的同时，各级政府有必要研究新的制度性减税降费措施，减轻企业负担，降低经营费用，完善研发费用加计扣除、增值税留抵退税等政策。

日前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定调明年经济工作时指出，“要稳字当头、稳中求进”。这一要求和往年只是单单强调“稳中求进”略有不同，更为引人注目的是将“稳字当头”置于“稳中求进”之前，其中蕴藏的丰富政策内涵需深刻理解和准确把握。

政策重心再次强调稳增长

今年4月份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对经济形势的判断是“稳增长压力较小的窗口期”，因此，前三季度的政策重心不是稳增长，而是更侧重于调结构和控风险。这次会议没有再提“窗口期”，而是着重强调继续做好“六稳”“六保”工作，持续改善民生，着力稳定宏观经济大盘，保持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保持社会大局稳定，这些显然都是明确而坚定的稳增长信号。这一表述变化显示，中国经济内外部环境的复杂性进一步加剧、经济运行的不确定性依然较多、经济面临下行压力较大、稳增长的必要性上升。稳是主基调、是大局，其政策含义是，为了支持稳增长而需要尽快进行必要的局部微调和结构宽松。

很多人担心，强调稳增长会不会与经济高质量发展相抵触。笔者以为，二者并不矛盾，相反，“稳”作为前提和基础，最终目的还是要实现“进”或者说“高质量发展”。高质量发展需要经济增长速度保持在一个合理区间，构建新发展格局更需要维持一个合理的经济增速，两者相辅相成、相得益彰。未来经济工作的主要任务是，在确保“稳增长”前提下实现“高质量发展”。

“稳字当头”面临五大挑战

政策重心的变化和调整，既源于经济运行内外部环境发生了深刻变化，也来自于经济主体对未来预期的不确定性。这对经济稳定运行构成了重大挑战，主要表现在五个方面：

一是房地产企业债务问题使投资者对行业长期发展产生担忧和疑虑，同时随着商品房销售面积和销售额持续下滑，房地产投资增速可能下行，并降低对相关消费的带动力，进而拉低宏观经济增长动能、加剧经济下行压力，这将成为明年经济稳定增长的最大问题。

二是随着海外相继开放和供应链修复，未来全球经济仍将持续复苏，国内外的开放错位差可能会使中国出口的市场份额承压。同时，人民币持续升值和企业生产成本逐步上升，也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出口企业的竞争力。

三是尽管市场预期明年工业品价格大概率会快速回落，但通胀演化的最大不确定性在于，如果因奥密克戎变异毒株引发新一轮更严重的全球疫情，那么不仅全球供应链紧张局面不能有效缓解、大宗商品价格再度上涨，而且有可能将使今年欧洲的滞胀、美国的高通胀延续较长时间。此轮由供给冲击导致的供需错配、供需缺口加大所造成的全球结构性通胀和经济萎缩并存的局面有向中期演进的趋势。

四是受新冠肺炎疫情、PPI与CPI“剪刀差”扩大等因素共同影响，中小微企业经营出现了短期困难，有的中小企业即使获得了利润，也不愿意增加投资，而是优先偿还债务，或降低新的举债规模。这使中小企业吸纳就业能力有所下降。

五是面对日益严重和长期化的通胀形势，美联储正在加快缩减购债计划，并可能早于市场预期提前加息。美联储货币政策正常化的步伐加快将带来巨大的外溢效应，会对全球的利率、汇率、跨境资本流动、资产价格产生显著溢出效应，特别是对复苏进程较慢和对美元流动性依赖较大的新兴和发展中经济体的复苏形成冲击。中国也将面临美国通胀居高不下的风险及金融市场潜在动荡带来的影响。

稳增长需政策发力且适当靠前

针对当前经济运行中出现的下行压力大、复苏不均衡、局部风险高等突出问题，需要制定出台着眼于高质量发展的经济振兴计划。做好明年经济工作，稳定宏观经济大盘，笔者认为应注重从以下五个方面入手。

第一，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在积极和稳健基调下应适度扩张以支持实体经济。在我国经济发展面临需求收缩、供给冲击、预期转弱三重压力的背景下，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指出，宏观政策要稳健有效。所谓“稳健有效”，就是在基调稳健的前提下，保持必要的扩张力度和边际宽松以支持实体经济。

明年的财政政策应更加积极、支出强度更大、支出进度更快、减税降费更精准有效和可持续，以结构性的适度宽松促进经济平稳运行和经济结构优化，确保中国经济能够运行在合理区间。目前政府杠杆率仍相对较低，中央政府可适当增加杠杆，以避免地方政府隐性债务的攀升。预算内财政赤字率可保持在3.2%附近甚至略高一些，新增地方专项债额度可小幅增长至3.8万亿元至4万亿元左右，新增一般债规模可在0.8万亿元至1万亿元左右，均需略高于2021年。同时，财政政策的重心应聚焦中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制造业、风险化解以及实现绿色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