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前，经历了15年的漫长谈判。

1992年10月中方进入实质性谈判，即双边市场准入谈判和围绕起草中国入世法律文件的多边谈判，中国世界贸易组织研究会副会长霍建国则是在1993年下半年开始参与，彼时他在国家经贸委工作，并在1997年任国家经贸委外经贸司副司长。

在入世的谈判阶段，“基本一年跑一趟，有时是跑日内瓦，有时是在国内谈。”霍建国在中国入世20周年之际接受第一财经记者专访时表示，“每一个领域的谈判都很艰苦，谈得也很细，后期的难度是最大的。”

2003年国务院机构调整后，霍建国曾先后任商务部商贸服务司副司长和对外贸易司副司长，2007年4月任中国食品土畜进出口商会会长，2009年10月任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院长，2012年任中国世界贸易组织研究会副会长。

谈到中国加入WTO20年来对全球的影响，霍建国表示：“2001年入世时，我国贸易规模大约5100亿美元，进出口平分秋色，出口2600多亿美元，进口2500亿美元。到现在，我国进出口外贸额达4.6万亿美元，其中出口和进口分别为2.6万亿美元和2万多亿美元。这么巨大的进口规模增长，也是对世界增长的贡献。”

后期谈判难度大

第一财经：中国入世前经历了“长跑谈判”，如何评价这15年的谈判历程?

霍建国：大致以1995年为分界线，划分为两个阶段。在此之前是复关谈判，在此之后为入世谈判。从内容上来说，这两段时期也各有侧重。

前期基本上是接触和沟通，没有现场谈判，只是一些文字往来，即对方提出问题，我们进行答复，也就是“问卷时代”。1992年谈判节奏加快，但最终没有在1995年之前解决问题。虽然我们的目标是在1995年前恢复关贸总协定(GATT)成员身份，但碍于欧美限制，就拖到了1995年之后，因为欧美希望对我们施压，在市场开放上做出更多承诺。

1995年后，谈判内容多数集中在市场准入。后期谈判比前期更为艰难。前期谈判其实不取决于谈判团队，而是取决于党中央和国务院是否接受那些外方要求。1993年，我国提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解决了市场化领域内容，随后进行市场经济改革。这些改革，在国内看来，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一种客观需要，从外部看来，实际上解决了和WTO所要求的规则对接问题。

同时，后期谈判涉及市场开放，欧美的胃口较大，又要金融(开放)，又要保险，又要电信，还涉及很多具体商品，有关心稀土的，有关心大豆的，有关心棉花的，有关心糖和化肥的，侧重点都不一样。

所以，从难度上看，前半部分的制度性对接是国家决定的，党中央和国务院果断决定推进改革，很多问题从国家层面就解决了。而谈判团队在解决前一阶段问题时，有时候是无能为力的，因为必须带回来上报国务院，由国家统一部署改革。尽管在前方参加谈判的代表团，各个部委都有代表，但是在最终决策中的授权有限，谈判变得比较复杂。

后期谈判的针对性和难度就更大了，涉及的都是实际内容。比如，一些经济体要求中国汽车关税大幅度降低，我方主张降到25%的水平就不能再降了，但对方仍然坚持更多要价，最后只能降低大散件的税率。每一个领域的谈判都很艰苦，谈得也很细，后期的难度是最大的。

第一财经：谈判期间有哪些到现在仍然印象深刻的时刻?

霍建国：我真正印象比较深的事情，是在1994年下半年。关贸总协定在1995年1月1日转为WTO，我们希望在复关谈判结束后，以原始缔约方身份参加WTO。但是我们没有完成谈判，最后一次谈判时，龙永图(中国复关及入世首席谈判代表)也很不高兴，但我们心里很清楚，就发了一个声明，说中国该尽的努力已经尽到，基本可以结束谈判，至于最后没有通过，是各种原因造成的。实际上，是美国没有拿到实际利益，所以不同意中国进入，因此可能错过了最佳时期。

再之后，就有很多关于市场准入各方要价的谈判，国内还需要平衡各个部门的利益。所谓的“利弊之争”更多来自工业部门和国内的一些特殊领域，他们认为开放会冲击这些行业的发展，所以国内也有一些矛盾。但是我觉得中央还是比较坚定的，认为入世利大于弊，还是要坚持往前走，最后才得以突破。

第一财经：这些担心在入世之后成真了吗?

霍建国：影响还是存在的。但是，谈判过程中我们就考虑到了可能产生的冲击，对一些领域的开放做了特殊安排，比如金融和保险业都是分年度开放的，每年有不同内容，一共有八年过渡期。过渡期的安排是把最艰难、最困难的部分放在最后开放，这样就有效缓解了冲击。

同时，在汽车和金融等领域，我们强调不能让外方控股，这也是一个比较有效的办法。应该说，我们守住了一些底线，坚持了一些原则，但为了解决问题，也在一些方面做出了一些灵活安排。比如，我们在文化领域的开放还是比较谨慎的，但考虑到好莱坞的一些电影在国内也有市场，就在电影的开放上做了一些安排，允许每年进口20部好莱坞大片。这都属于一种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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