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的一周，我在上海龙华医院住了五天，很小的手术，但要卧床休息。这倒给我提供了一个更多思考的机会。周六开始写“大视野”，已经写了六年多，没停过。第一次因为身体原因，不能久坐，所以无法像以前那样做细致的文献搜索。但还是要写，因为有些话还是想说。

如上周《关于联想的联想》的写法一样，也是把自己的思考原原本本告诉大家。

1

最近一段时间，我们的社会爆发了一场以共同富裕为背景、反对贫富分化的激烈声讨。这种声音前几年已有，近期尤为浩大。值得我们非一般地加以思考。

我想到了自己一家的经历。

我生在河南开封，是城市，但父母都是从农村考上大学的，所以我对贫穷并不陌生。父亲是周口地区沈丘县小邢庄人，他在1962年考上大学前基本都是赤脚上学，他6个兄弟姊妹，大哥终身未娶，二哥为支持他上学放弃了自己的机会。我小学回老家时，没有电灯，没有硬路，睡土炕，夜里解手就是旁边一个旱厕，天天吃的都是红薯，哪里有肉!那时家家都穷，穷病相连更是苦不堪言，我大伯、二伯、四叔都因病较早时去世。

小学三年级暑假那次回去，一个亲戚说：“你好好念书，将来做大官。”我说：“我要是当了总理，把你们个个都封成官，不用过这么苦的生活。”顺带插一句，日后听很多朋友说，他们小时候也说过类似的话。真的是“千里去当官，都为吃和穿”。

我母亲家里条件好一点，主要是我姥爷在县城当医生，他几个孩子都念上了书，有一份国家分配的工作。但时代的灾难还是躲不掉的，我姥姥在乡下，在1975年河南西平、遂平、漯河、舞钢等地区的“75·8洪灾”中遇难。当时不少水库的溢洪道闸门紧闭，有的多年没打开过，已经锈死，当入库水流远超警戒水位时，一些水库的溢洪闸门甚至打不开，而要用炸药炸毁泄洪道闸门，又必须一道道向上请示，时间被无情耽搁，最终，板桥水库、石漫滩水库两座大型水库及竹沟、田岗等58座中小型水库相继溃坝，导致29个县市1200万人受灾，680万间房子被毁，京广线中断了18天。但这样的灾难，除了受灾地区，外面没多少人知道。

这些经历在我幼小的心灵里埋下的种子就是，不消除贫穷和官僚主义，老百姓过不上好日子。

但我想强调的并不是贫穷和苦难，而是如何走出贫穷和苦难。我们身边，几乎每个家庭都有类似的历史记忆，只是程度不同而已。

改变我们家庭命运的，不是谁当了官，而是改革开放，市场经济，人可以自由流动;不是天天坐着，等着，抱怨着，骂着，而是出来打工，或者大学、大专毕业后找工作安身立命，我的亲戚们去了广州、昆山、天津、安徽、新疆以及我不知道的地方，有开车的、扫地的、教书的、卖楼的、当工人的、当会计的、当总经理的，还有我这样写字的。再下一代，条件更好，发展也更好了。当然，前几年我再回到小邢庄，看到空空的老院子，心里也是别样的滋味。

2

我们家庭变迁的背后，是改革开放、致力于实现现代化的大时代。

中国的现代化历程注定是漫长的，国家越大，农业人口越多，现代化的大迁徙就越漫长。1978年，中国从事第一产业的就业人员占总人口70%以上，现在只有不到24%。

过去几十年，这数以亿计的人要完成迁徙，要迁徙到有更高收入的地方和部门，最关键的两个字是：饭碗。给中国人造饭碗，这是最大的挑战，也是最大的成绩。饭碗来自哪里?不是像传统计划经济年代，指望政府给个铁饭碗。正因政府的的确确给不了那么多，所以中国自给自足的农业人口才一直那么多，甚至城市就业解决不了时，也让知识青年下乡。

我们的饭碗来自：改革开放后和国际市场接轨的加工业、制造业，对外开放后的外企，基建投资和持续城镇化进程中的建筑业，城镇规模扩大后随之而来的各种服务业，以及近些年互联网兴起后的新型就业，等等。到去年末，中国的就业人员有7.5亿多人，城镇就业有4.6亿多人，其中2亿人左右都是灵活就业。

从就业角度看，中国的现代化就是造出越来越多的，含金量不断提高的饭碗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就是企业家、创业者。他们发现机会，整合资源，承担风险和不确定性，无中生有，从小到大，固然主要的动力是发财致富实现自我，但对公共福祉的最大贡献就是造了许许多多饭碗。

这个过程中，确实也有血汗工厂，污染严重，劳工权益保护不够，付出了代价。1995年左右，我到广东中山一家鞋厂看我母亲家乡舞阳的一个亲戚的女儿，当时有一种流行病毒，她家里听说中山死了几个人，打电话叫我无论如何把她劝回老家，我坐中巴到了中山一个镇，在中午下班排成长队的茫茫人群里找到她，她坚决不回去，说：“回去更没有路。”

今天很多人愤怒声讨企业家、资本家，进而声讨市场经济，呼吁社会公平，我理解不少声讨是有原因的，但对这种偏激并不认同。多年来我写过大量反思富豪问题、倡导商业文明和企业社会责任的文章，去过除西藏外的所有省级行政区采访，很多都是贫穷落后地区，我日常也非常喜欢和普通的保安、保姆、司机聊天，了解他们的故事和故事背后一个个家庭的变化。基于长期采访和研究，我想给出几个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