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强调，必须实现创新成为第一动力、协调成为内生特点、绿色成为普遍形态、开放成为必由之路、共享成为根本目的的高质量发展，推动经济发展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

日前，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刘鹤在《人民日报》上发表署名文章《必须实现高质量发展》时指出，高质量发展就是体现新发展理念的发展，必须坚持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发展相统一。

围绕上述议题，在粤港澳大湾区发展广州智库2021年度论坛上，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全球与当代中国高等研究院院长、华南理工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学术委员会主席、广州粤港澳大湾区研究院理事长郑永年教授接受了21世纪经济报道的专访。

比世界500强更重要的是中小型高科技企业

《21世纪》：刘鹤副总理撰文指出，高质量发展和科技创新成为多重约束下求最优解的过程。你如何理解这一判断?

郑永年：早在几年前，数量扩张型经济时代就已过去了，尤其是我们现在空间资源、土地资源、人力资源有限，以前那种低附加值的经济已经很难持续。实际上，在粤港澳大湾区的一些城市，这种腾笼换鸟早就开始了。

现在一说到高质量，大家普遍会先想到世界500强、大企业、高科技等等概念，我认为高质量发展，尤其是要追求高附加值的情况下，技术含量很重要。回顾中国经济发展的历程，例如粤港澳大湾区，从以前的劳动密集型到后来资本密集型，再到现在应该要转向技术密集型。那么发展技术密集型的经济，就不能只关注世界500强企业。虽然引进世界500强企业确实很重要，也应该继续鼓励和支持，但更重要的是中小型高科技企业，这是我们在世界范围内建立优势的途径。

以前我就呼吁要引入更多的西方国家的中小型企业，而且应该是技术型的中小企业，而不是贸易公司。中国现在鼓励发展的也是中小型高科技企业，新成立的北京证券交易所很重要的一个功能，就是服务中小型的技术含量高的“专精特新”企业。我们不仅要聚集一大批“专精特新”企业，还要引入欧美、日本等国的企业，在这里孵化它们。欧美的中小企业也面临垄断的问题，这对初创企业来说是个难题。那么，在实现技术创新的成果转化和落地这一环节，我们国家是非常具有优势的。

除了技术以外，我一直强调高质量发展要涉及到规则、标准，当前我们很多行业的特点就是大而不强、多且分散，如果企业、城市互相不关联就很难发展起来。因此我们要制定规则、标准，在此过程中政府应当起到很大作用，以及各类的商会、企业联合会等等。

要强调制定规则和标准的重要性

《21世纪》：刘鹤副总理还指出，由于世情国情发生深刻变化，科技创新对中国来说不仅是发展问题，更是生存问题。为什么这么说?

郑永年：我们现在面临核心技术“卡脖子”的问题，如果要解决“卡脖子”的问题，就要有大量投入。投入创新不是关起门来自己创新，而是要在开放状态下进行。一方面，我们自己要创新，也要允许更多国外的企业到这里来创新，不能走苏联的老路。苏联就是关起门来自己创新，在前期阶段确实能取得一定成果，但是发展到后面，一不开放，二没有市场，那么即使有技术也转化不成劳动生产力。

在开放状态下创新，人才观念就要转变，不仅要将更多的中国人培养成为国际人才，也要能够培养其他国家的人才。例如美国，大部分人才其实都是从不同国家来的，而美国的科技企业之所以生机勃勃，就是因为这些人来自不同文化背景，能够产生不同的思路，这种不同所形成的化学反应，就是创新。

所以为什么国家总是强调“三化”呢?首先，市场化不仅仅是说中国国内的市场，而且要包括国际市场;其次，既然要推进市场化，那么薪水、教育制度就会国际化。因此没有市场化就不会有国际化，市场化是国际化的基础。同时，国际化指的也不仅仅是中国要走向世界，而且还要让国际人才走进中国。最后是法治化，也就是建立规则。在规则和标准方面，我们要一步步引领，要避免被别人牵着鼻子走。

所以，提高标准其实就是高质量发展，一方面是技术，另一方面是规则，即技能标准。同样一件在中国生产的衣服，按中国现在的技能标准生产可能售价1000元，那么按欧洲的技能标准可能就是5000元，这其中的附加值就是标准。我们在发展的早期必须依靠双手双脚的劳动，但是现在也要强调制定规则和标准的重要性。

《21世纪》：从“做技术”再到“做标准”，对于中国企业意味着什么?

郑永年：刚才谈到的鞋、服装等产品，其实中国的企业都能生产，硬件都没有问题。但是现在我们的企业规则意识还不强，知识产权保护意识不够，在一些行业内存在企业之间的过度竞争。这些现象都是因为缺少规则。

能够生产高标准的产品对于企业而言是很幸福的，等于同等单位的产品获得了更多附加值，不见得会带来痛苦。之前中国互联网行业规则不完善的时候，平台与平台之间互相排斥，这才是给企业带来更大的困境。

再说到劳动标准。很多经济学家已经研究论证了，提高工人的工资水平有利于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