禹闳资本唐荣汉:影响力投资是用商业方法、金融手段解决社会问题
时间:2021-11-22 00:00:00来自:第一财经字号:T  T

在中国,影响力投资尚未被人们广泛关注。

当皖北乡村一位三个女孩的父亲,因加入赋能小规模农业的合作项目而脱离贫困,并结束和子女长年分离的生活状态;当一个自闭症儿童第一次跑到商场主动加入一个集体游戏活动,他的母亲露出了久违的惊喜和笑容;当一个心猝患者因为公众互助急救系统的及时启动而被挽回了生命……当这一切发生时,背后其实都有资本力量的支撑。那些资本主动投资于这些领域,最终目的是解决社会问题实现社会目标的行为,便被称为影响力投资。

有“影响力投资之父”之称的杰德·爱默生在《资本的使命》一书中对影响力投资如此解释:资本使命,已从追求利润最大化转变为追求财务回报和社会、环境效益融合的价值创造。

换句话说,影响力投资,是有意愿主动创造积极的环境和社会影响、同时实现财务回报的投资行为。就其本质而言,是用商业的方式、金融的手段解决环境和社会问题,实现社会目标。

时下,当中国提出实现“双碳”和“共同富裕”的目标后,当ESG(环境、社会和企业治理)成为投资界高度关注的话题时,世界可持续发展与公平、均衡等理念,得到社会的高度认同。

越来越多的人在思考有关生命、价值、金融、公平如何融合的时候,影响力投资显得恰逢其时。

近日,第一财经研究院、秦朔朋友圈和禹闳资本共同举办“新发展阶段的资本使命:ESG与影响力投资思享会”,并发布了“资本向善”的倡议。会后,第一财经对话中国影响力投资领域头部机构禹闳资本创始合伙人唐荣汉。影响力投资在中国一路走来的历程、现状和未来的发展趋势如何?

在唐荣汉看来,影响力投资强调投资的最终目的是创造社会影响力(社会价值),包括对环境和社会两方面的积极影响。影响力投资有着不同于ESG投资的特征,是一项战略性变革。影响力投资与公益一样以实现社会目标为使命,但它是用商业方式、金融手段实现公益所要达到的目的,更具有可持续性。

他认为,在目前的大环境下,随着更多资本和人才的加入,未来影响力投资在中国将成为主流。

影响力投资是战略性变革

第一财经:禹闳资本比较早就进行了影响力投资,最初的时候,你对“影响力投资”如何理解?

唐荣汉:我们刚成立的时候,还不知道什么叫影响力投资,但了解“社会责任投资”。我们在开始做投资的时候,确定了一些行业不能投,即投资的“负面清单”,比如烟酒、高污染、高能耗等行业,甚至那个时候我们也规定游戏行业不能投。当然,随着社会、环境和人们认知的变化,“负面清单”也会有所调整,比如,现在游戏已被用作精神疾病的数字诊疗工具,显然我们再不能笼统地把它归入“负面清单”。

后来当我们知道有影响力投资这个概念后,也没直接用,而是转译为社会价值投资,2017年我们才开始用“影响力投资”这个概念。你要问我最初如何理解影响力投资,我觉得它依然是投资,只是要有主动创造社会价值的动机。

第一财经:从大的范畴看,影响力投资和ESG投资有相重叠的地方,但细分下来,影响力投资和ESG投资还有不同之处。ESG投资更多还是策略层面,而影响力投资已是战略性的变革,可以这样理解吗?

唐荣汉:是的,影响力投资与ESG投资一样都属于可持续投资,不但关注风险与收益,还关注对环境(E)、社会(S)的影响。两者的不同之处主要在于:一是ESG投资大多被视作投资策略,作为风险管理工具,用来增强规避“黑天鹅”事件的能力,其根本目的还是追求收益的最大化,且有的是应监管要求的被动性行为;而影响力投资强调主动性,其投资动机、最终目的就是要创造社会影响力(社会价值),通过资本工具解决环境和(或)社会问题,它是在核心理念和战略层面的投资变革。二是从方法论角度看,ESG投资的负面筛选主要针对投资标的,一般没有行业“负面清单”,意味着所有行业都可以成为ESG投资涵盖的范围;而影响力投资,它通常有行业“负面清单”,有些行业并不是影响力投资关注的范围,在实践中,影响力投资一般会从社会问题出发确定影响力主题展开投资活动,并且须对投资所产生的影响力进行度量和管理。

如何理解不同?举两个例子来说,比如一家白酒企业,假如其生产经营当中注重环保,又参与扶贫和乡村振兴,公司治理又规范,它有可能成为某些ESG投资组合中的一个标的,但影响力投资基金一般不会投。虽然白酒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部分,但白酒这个产品不是用来解决某个社会或环境问题的;再比如,一家咖啡企业在ESG方面做得非常好,注重帮助残疾人就业,优先采购小农咖啡豆,节约用水,使用可降解产品等等,但因其核心经营活动不是为了解决某个特定的社会或环境问题,因此,类似这样的企业,也不是影响力投资的标的。

第一财经:在实践中,从选择投资项目到投资执行和投后管理,整个过程影响力投资需要秉持一个什么样标准?

唐荣汉:参考国际上的一般惯例,结合几年来的实践,我们总结了影响力投资的五项准则:一是要有明确的主观意愿,以创造积极的社会和环境影响为首要目的,通过商业方式、投资手段规模化解决环境和社会问题;二是以联合国可持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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