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

在VoxEU近期发布的一篇文章中，牛津大学经济学教授里克·范德普勒格和他的研究伙伴一起，用基于效用的衡量标准来评估碳税是否会对一个家庭产生积极影响。文中指出，一种既可以为他们提供补偿，又能够降低收入不平等程度的方式，就是从碳定价机制所带来的额外收入中拿出一部分用于不同目的的现金支付计划。如果大量人口能够受益于这样的“税收加分配”机制，那么这类政策就会得到越多的政治支持。然而，行为效应将会影响机制的实际效用，因此，一种更为现实的分析方式应当放弃中间选民推演，将凸显效应和伦理纳入考虑。

“税收加分配”的碳税收入回收机制

碳税之所以不受欢迎，是因为它会让贫困人群受到不成比例的伤害。但是，征收碳税所得的收入可以通过一次性的支付计划，即“气候红利”(climatedividends)，来返还给所有公民。本文的中心论点是，“税收加分配”(tax-and-distribute)的碳税收入回收(carbontaxrecycling)机制组合将最大限度地提升政策的公平性和政治可行性，因为它将为原本因碳税而受到不利影响的贫困人群提供极大的帮助，并在降低能源使用价格的同时降低不平等程度，从而提升碳税制度本身的政治可行性和接受度。

有一些政策制定者已经考虑采用这种“税收加分配”的政策。实证研究发现，大多数家庭将受益于这一政策：在美国，最低收入家庭因此受益的比例将达70%(Horowitzetal.2017);在德国，会因此政策受益的家庭约占67%(Edenhoferetal.2019)。绿色税收和收入不平等程度降低所带来的双重红利表明，“碳税加红利”(carbon-tax-cum-dividend)的机制会比其他形式的碳税计划有更好的表现。

行为效应的影响

本文使用了基于效用的衡量标准来评估碳税是否会对一个家庭产生积极影响。这一方法涵盖了消费品和休闲时间的价值，以及碳税、“气候红利”和较低的所得税会对这些价值产生什么样的影响。为了正确地评估“碳税加红利”的政策机制，我们必须考虑到家庭和企业因碳税而可能产生行为变化，即“行为效应”(behavioraleffects)，及其对价格和政府转移支付计划的潜在影响。

征收碳税会降低购买力、劳动力供应和应税收入(taxableincome)，因此政府会面临税基减少，进而会使可用于一次性退税的资金减少，或者导致必须以收入不平等程度加剧为代价来提高劳务报酬所得税(labourincometaxes)。如果用提高劳务报酬所得税的方法来为“气候红利”提供资金，那么劳动力供应和所得税税基将进一步被侵蚀，从而使可发放“气候红利”的财政措施数量进一步减少。

征收碳税也能够鼓励家庭和企业用清洁产品替代污染产品。如果市场对碳密集型产品的需求因碳税制度而产生较为强烈的反应，那么整体的碳排放量就会大幅下降，但碳税收入也会因此减少，随之削减“气候红利”的空间。然而，如果价格敏感性较低，那么碳定价对于促进绿色经济而言将不会有那么明显的作用，而会在增加公共收入的层面发挥更大的效用。在这一情境下，征收碳税将能够用大量的一次性碳税收入为“气候红利”提供资金，从而达到降低不平等程度的目标。

行为效应会影响碳税的政治经济学。如果将所有的碳税收入都用于一次性退税的“气候红利”中，那么劳动力供给和所得税的下降幅度会远大于碳税收入的增加幅度，并且红利必然是负的，而这便会加剧不平等程度。因此，为了同时提高政策效率和公平性，碳税收入在被用于“气候红利”的同时，必须有一部分被用于降低所得税以维持或增加劳动力供应，因为这也是为“气候红利”提供资金的来源之一。

如何赢得多数支持

本文使用了德国家庭支出的详细微观数据来量化这些影响(vanderPloegetal.2021)，并发现，只有30%的人将会从单纯的“碳税加红利”政策中受益。与先前的研究结果形成对比的是，本次研究发现，碳税制度在政治上没有获得大多数人的赞成。然而，如果碳税收入的一半被用于降低所得税，另一半被用于为所有人提供资助的“气候红利”，那么受益群体的比例将超过50%。如果使用有效且正确的沟通方式，政府将可以在政治上为碳税制度赢得多数人的支持。

一些早期研究中注意到，“碳税加红利”的政策建议一再被拒绝。在制定和传达气候税提案的实际益处时，行为方面的信息至关重要。虽然我们可以通过实验对个体行为展开详细研究，也可以用调查问卷对个体行为进行定量测试，但我们无法将个体信息与投票模式相结合。因此，本文关注的是推行政策后的效用结果，因为这将使我们能够将个别家庭的详细信息与不同政策组合的效用影响相结合。

任何一种一揽子政策(policypackage)都不能在缺乏广泛政治支持的情况下获得多数支持，无论它会对公平、效率或排放产生什么样的影响。描绘了对每吨二氧化碳征收100欧元的碳税，并将碳税收入用于“气候红利”而非降低所得税时，会有多少比例的人口因此受益。橙色实线代表消费和劳动力供应受到行为效应影响时的情况，蓝色虚线则代表不受影响时的情况。

当忽略行为效应影响时，碳税收入被分配到“气候红利”的金额越高，公众对政策的支持度就会越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