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金融监管部门正在制定“十四五”时期的普惠金融规划，成本可负担、商业可持续预计将是规划考虑重点因素。

“普惠金融的特性之一就是发展的可持续性，而运用特惠金融的手段则不具有可持续性。”近日，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中国小额信贷联盟理事长杜晓山接受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专访时表示。

不同于普惠金融，特惠金融主要依赖于长期的外部补贴，如政府贴息等，二者的共同点是贯彻执行政府特定的战略意图和政策目标而开展的金融业务。杜晓山表示，我国以前和目前主要是靠用依赖补贴式的特惠金融手段，来弥补普惠金融最底端客户即贫困群体金融服务不足的缺陷，针对特定的政策目标和服务群体，例如脱贫攻坚战，是必要可行的。但特惠金融有固有的缺陷，易扭曲金融市场规律。引发寻租腐败等。

而对于部分学者所称诺贝尔奖获得者尤努斯创立的格莱珉银行不是普惠金融的观点，杜晓山则予以了反驳。

建议不再给大行下达普惠贷款30%增速目标

《21世纪》：2015年国务院印发的《推进普惠金融发展规划(2016-2020年)》，你受邀参与了规划制定时的意见征求和制定后的宣传推广。目前，规划已经执行完成，你怎么评价过去5年来我国普惠金融的发展?

杜晓山：我个人完全赞同近期央行发布的《中国普惠金融指标分析报告(2020年)》中的结论。

同时，我认为，我国普惠金融服务不充分、不平衡发展问题仍有待解决。不充分主要表现在欠发达农村地区和弱势群体，不平衡表现在地区、城乡、不同群体间的差异。

当前和今后要助力实现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的有效衔接，补齐老年群体普惠金融服务短板，“数字鸿沟”问题需要进一步重视解决;进一步加强国民金融教育和消费者权益保护;建立起统一标准的普惠金融评价体系来评估政策的执行效果等。

另外，我特别关注的《推进普惠金融发展规划(2016-2020年)》提出的“通过法律法规明确从事扶贫小额信贷业务的组织或机构的定位”的要求，至今没有完成，以及“积极探索新型农村合作金融发展的有效途径，稳妥开展农民合作社内部资金互助试点”的工作，进展不甚理想，希望今后能予以解决。

《21世纪》：过去几年，我国普惠金融领域贷款高速增长，截至今年三季度末普惠小微贷款余额18.6万亿元，同比增长27.4%，但增速连续两个季度环比下降，你认为是受哪些因素影响?增速是否到了拐点?

杜晓山：影响我国普惠金融贷款增速继续保持高增长的因素主要有多个方面：

一是连续多年高速增长后，基数越高维持高速增长越难。一些银行也有这样的看法和意见，希望增加灵活性。

二是监管部门加强了数据治理，过去的报告有些数据不准确、不符合标准，进行了调整剔除。

三是近两年受疫情冲击，去年普惠金融贷款增速高，而后疫情时期，疫情对小微企业运行的冲击仍在延续，今年继续维持高增长确实比较难。

四是当前小微企业的发展过程中也面临一些困难和问题，如原材料价格上涨、供应链不完整或中断，疫情演变的不确定性和前期各地自然灾害等各种因素叠加，对普惠金融的发展，特别是对银行的资产质量带来了一定影响。

五是导致传统小微企业贷款难的原有问题依然存在，如信息不对称、成本高、收益低、风险大、抵押担保难、小微企业生命周期短等。

六是体制机制问题，风控、激励约束、尽职免责等不到位。

近几年来，普惠金融政策一直聚焦在对中小微企业的支持方面，后续增长情况值得进一步观察。但各银行，尤其国有大行站在讲政治的高度，会千方百计完成政策下达的任务。目前来看，大型商业银行有望完成今年普惠小微企业贷款增长30%以上的目标。

另外，我倾向于今后不必再继续下达年增30%的指标，可根据实际情况调整，应有灵活性，尤其对小微贷款占比已经很高的银行。

《21世纪》：发展普惠金融，“可持续”是一个始终被重点关注的问题，今年有国有大行表示在高增长基数、贷款利率持续下行等因素影响下未来普惠金融发展面临可持续的难题，你怎么看“可持续”?

杜晓山：在我看来，发展普惠金融既不同于过去那些追求高利润率的金融模式，也不同于慈善捐赠“输血”或者依赖外部资金补贴的金融业务模式。

普惠金融应秉持保本微利和可持续发展的理念、理论和实践。不过，我也听到过一些不同意我观点的看法，主要是不同意我说的应“保本微利”的提法。

对于银行而言，“可持续”与高增长基数、贷款利率持续下行等因素的确有关，需要考虑发展与风险的平衡关系。高增长基数下对不符合条件的客户对象放贷，或造成客户的过度负债，都会导致资产质量下滑;要求贷款利率持续不断下行则不妥，适当让利是应该的，目前我国金融业的利润率远高于实体经济，金融服务大中小微实体经济的发展是我国经济社会目前和中长期可持续发展的根本要求。

应遵照市场经济规律，坚持合理的市场化风险定价，形成普惠金融供给方保本微利、可持续发展，需求方也能保证在正常还贷的基础上有收入有利润的双赢局面。

格莱珉银行理念值得中国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