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25日，土耳其货币里拉对美元创下历史新低。今年以来，土耳其经济已多次动荡：3月22日股市熔断两次;里拉对美元贬值23%;GDP在2013年后持续下降，2020年相比2013年下降24.82%。

土耳其曾被认为是最有希望的准发达国家，2007年土人均GDP曾达1万美元，中国为0.31万美元。2020年土人均GDP下降为0.85万美元，中国则为1.12万美元。同为新兴经济体，且同为具有较全产业门类的大型或较大型经济体，同样面临1万美元关口，土耳其经济对我国具有重要参考意义，本文首先阐述土耳其经济的特征，然后在其经济结构变迁历程中分析特征产生的原因，最后是启示。

土耳其经济特征

1.外向型产业结构与高失业率。

土耳其的经济结构，自1960年起农业占比持续减少，工业先增后减;与此相对的是贸易和服务业占比持续增加，至2020年末贸易增加值比重为54%，且以初级产品出口为主;服务业增加值比重为54.64%且与旅游业深度绑定，造成土耳其对外部经济需求十分敏感，失业率高。

2.资本账户完全开放，“热钱”出入自由。

土耳其对外资完全开放，大量的国外资金进入后以投机与房地产为主，造成热钱容易大幅流入流出，并引发经济动荡。

3.高外债。

土耳其外债规模在2000年后飞速上升，外因有三，一是2008年亚洲金融危机后欧美货币宽松，借贷成本下降;二是资金因美欧利率下降而进入土耳其这类新兴国家投机;三是土长期贸易逆差依赖资本账户输血，但土耳其外债高企主要是内在原因即过度基建导致的。

4.低利率环境。

土耳其2003年以来，持续采用低利率政策刺激经济增长，导致企业过度加杠杆，抗风险能力变弱。危机发生后里拉贬值，国内通胀，而政府认为高利率才是通胀的原因，迫使央行维持低利率，维持汇率则以消耗外储为代价，但土长期逆差外储有限，里拉恶性贬值;同时因禁止银行为做空者借出里拉，企业同样难以获得信贷，经济进一步恶化。

罗马并非一天建成，土耳其经济的外向型、资本市场完全开放、高负债、低利率等特征都是其经济长期发展中演化出的。

土耳其经济变迁历程与经济特征成因

1.土耳其产业基础的建立。

土耳其前身是奥斯曼土耳其，是11世纪奥斯曼崛起后灭亡东罗马帝国而建立的国家，一次世界大战奥斯曼土耳其战败后面临被瓜分危机。凯末尔率国民起义建立土耳其共和国，上任之初确立了资本主义制度，保护国内的幼稚产业，用有限的财政支持基础建设，恢复农业，逐步收回关税自主权。

1929年大萧条爆发，发达国家试图输出过剩产能，凯末尔采取国家主义政策，加高关税壁垒，干预汇率实行进口配额;并实施五年计划，没有照搬苏联重工业化道路，而是依托国内资源，通过国有银行兴建工矿业，针对消费品匮乏减少进口，发展国内消费品生产替代。但凯末尔认为过度国家主义有害，并非长久之计，并以法令形式规定只有在私有资本力有不逮或者为了更高利益时国家资本才能介入。

凯末尔逝世后，继任者伊诺努在经济上推行自由化，民间资本和外国资本逐渐活跃，形成了民营经济主导轻工业、国家资本主导金融和重工业的局面，产业基础逐步建立。但广大中下层尤其是广大农民未能在自由化改革中获益，土地集中在地主手中，伊诺努领导的共和人民党试图土改但受阻挠未成功。保守势力借助宗教逐渐获得支持。1950年，具有伊斯兰教背景的民主党击败了凯末尔一手领导过的共和人民党，登上主流政治舞台。

土耳其于1950、1970年两次尝试接轨国际市场，包括由美国提供低息贷款，打破关税壁垒，经济自由化，但因产业发展不足，里拉贬值并未改善出口，而是造成通货膨胀、商品紧缺，又被迫降低经济增速，重新加高关税壁垒。

2.上世纪80年代，土耳其外向型经济形成。

1980年，土耳其通货膨胀率为107%，GDP增速为-1%，被迫接受IMF(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援助，代价为放弃关税壁垒，金融市场开放，里拉一次性贬值33%;同时土耳其对内改革，鼓励私人经济与出口，并辅以要求出口企业将利润留在国内的政策。

上世纪80年代土经济高速发展，到1990年，出口额扩大5倍，外汇收入平均增速12%，通货膨胀降低了。经济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出口加工业的比重从1980年的1/3上升至1990年的4/5，外向型产业格局形成。

土耳其还大力吸引外资，完全开放外资进出渠道。外资投资规模在1990年达到了1980年的12倍，高资本流动性特征形成。

蒙代尔的三元悖论告诉我们：开放经济条件下，本国货币政策独立性、资本的完全流动、汇率稳定不能同时实现，最多只能满足两个目标，土耳其满足前两个条件，其汇率就将不再稳定。而之后土耳其的经济危机都伴随着汇率危机。

上世纪90年代末，土耳其出口受西方经济不振影响逐步陷入停滞，土政府采取低利率政策对抗经济衰退，物价却大幅上涨，里拉大幅贬值，面临无法偿还外债的局面。

土耳其再次接受了IMF的援助，同时采纳了IMF和世界银行的一系列建议：进行产业结构调整、收紧公共支出、对教育和人力资本等公共政策改革，通过了明确规定中央银行职权的法律，防止央行向政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