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2021年，中国经济初步从新冠肺炎疫情的困扰中摆脱，经济增长速度接近潜在增长水平。过去的一年，全球经济深度衰退，中国是唯一实现正增长的大型经济体，而这一成绩是在面对百年不遇的疫情冲击、五十年最差的中美关系困局背景下取得的。政府的决策和执行力、动员能力，人民群众的团结、大局观、守纪律，都至为紧要。同样不能忽视四十多年改革开放造就的市场经济行动能力和物质基础。
可以举两个例子。2020年疫情初来之时，包括笔者在内的几乎所有经济学者都预计外贸出口将会受到极大冲击。但实际情况是，2020年的进出口增速达到1.9%，其中出口增速达到4%，外贸占世界的份额再创历史新高。面对疫情冲击引起的需求缺口，中国企业表现出非凡的快速反应能力和增长韧性。中国企业的出口增长，很大部分是由于其他国家供给能力跟不上“补缺”形成的。
另一个例子是疫情焦灼之际，居民足不出户就能分享到电商平台提供的及时而丰富的产品，生活质量并没有明显下降。而电商平台的背后是先进的数字技术、支付信用体系和遍布城乡的物流体系。不难想象，如果放在改革开放前，仅靠几家国营商店，遇到如此大的疫情冲击，将会是什么样的情景。无疑，疫情是一场压力测试，它使人们看到了正常时期看不到的中国市场体系和技术体系的深层力量。
2020年，中国经济增长十年展望系列研究成果原定以扩大中等收入群体为议题，由于情况变化，转为讨论战疫增长模式。在考虑2021年的主题时，我们决定延续去年定下的议题，因为找不到放弃这个议题的理由。事实上，经过2020年的战疫增长，研究这个议题的必要性、迫切性增加了。
较宏观政策更重要的是结构性潜能
为了应对前所未有的疫情冲击，同其他国家一样，中国采取了宽松的货币和财政政策。随着经济逐步回归常态，这样的政策何时以及如何退出，成为人们关注的问题。决策层的方针是“不急转弯”，但还是要转好弯。不急转弯，是因为中国经济尚未完全恢复，比如2020年全年经济已经实现了正增长，但居民消费依然是负增长，尤其是服务消费在年底时仍有较大增长缺口;内防反弹、外防输入仍会使经济完全恢复打折扣，全球范围内能否和何时才能控制住疫情，仍有相当大的不确定性。而要转好弯，是因为原本偏高的宏观杠杆率经过几年努力后基本稳住，但近期又上升了二十多个百分点;楼市、股市也有泡沫重现之势，机构债务违约频现。应该说，这个时期的宏观政策总体上是克制的，“度”把握得比较得当，没有搞大水漫灌，也基本满足了救助和恢复经济的需要。基于此，在经济回归常态较为确定后，宏观政策回归常态的转弯难度相对较小。
需要讨论并澄清、事实上存在很大分歧的一个问题是，包括货币政策、财政政策在内的宏观政策在现阶段中国经济增长中到底起什么作用?宏观政策对经济增长主要起短期平衡和稳定作用，当经济受到某种外力冲击出现大的波动时，宏观政策的作用尤为重要，2020年的非常规宽松政策就属于此类。但与发达经济体的低速增长相比，中国过去长时期的高速增长、现阶段和以后相当长时间的中速增长，主要靠的是结构性潜能。这里所说的结构性潜能，是指中国作为一个后发经济体，在技术进步、结构转型升级、城市化等方面具有的增长潜能。通俗地说，是发达经济体已经做过、中国正在做或有可能、有条件做的事情带动的增长动能。如果一定要排个顺序的话，结构性潜能是第一位的，宏观政策是第二或第三位的。客观地说，这样的排序未必合理，因为结构性潜能和宏观政策的作用各有不同，不能相互替代，但缺少了结构性潜能，宏观政策再高明，比发达经济体也好不到哪里去。
一种值得关注的倾向是，把中国的经济增长寄托于宽松的宏观政策，甚至不惜拿现代货币理论(MMT)的药方到中国做试验。这里且不论现代货币理论能否站得住脚，在中国尚有可能实现中速增长的情况下，把这套理论搬过来，是用错了地方，因为中国还远没有到主要靠宏观刺激政策维持增长的地步。这正是中国与发达经济体的区别所在，中国还有结构性潜能可用，还有更重要的动能摆在宏观政策之前;发达经济体的结构性潜能基本上用完了，不得不主要依靠宏观刺激政策。如果说发达经济体是熟透了的苹果，中国这个苹果当下还只是熟了一半。中国应当避免把主要注意力和精力放在宏观刺激政策而忽略结构性潜能，因为此类本末倒置的政策组合将会贻误战略机遇期。
结构性潜能本身也有一个识别和发掘的问题，这正是我们将其称为潜能而非现实动能的原因。从潜能到动能之路并不平坦。中国经济高速增长期的结构性潜能主要是房地产、基建、出口等，在这些潜能逐步减弱或消退后，“十四五”乃至更长一段时期就要着力发掘与中速增长期相配套的结构性潜能。
这里我们提出一个“1+3+2”结构性潜能框架。
“1”指以都市圈、城市群发展为龙头，为中国下一步的中速高质量发展打开空间。由于在这个范围具有更高的空间集聚效应，在“十四五”和更长一段时间，中国经济百分之七八十的增长动能都可能分布在这个范围内。
“3”指实体经济方面，补上我国经济循环过程中的三大新短板。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