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3月特朗普签署备忘录向中国输美商品加征关税，2018年4月“中兴通讯”被美国商务部制裁，2018年12月华为CFO孟晚舟在温哥华过境时被加拿大警方应美国要求逮捕，2019年5月华为被美国纳入实体清单……这一系列来自美国的硬打压，激起了中国发展自主可控核心技术的绝地反击。

2019年7月22日，中国科创板开市。

2019年11月，总书记在上海考察时指出，设立科创板并试点注册制要坚守定位，提高上市公司质量，支持和鼓励硬科技企业上市。

硬科技一词，传遍大江南北。

追踪溯源，硬科技是2010年，在中国科学院西安光学精密机械研究所从事科研成果的产业转化的米磊博士最早提出的。他后来成为西安光机所联合社会资本创立的中科创星的创始合伙人、联席CEO。中科创星是我国首个专注于硬科技创业投资与孵化的专业平台，迄今已经投资了330家硬科技企业。

米磊对硬科技的完整定义是——硬科技是指基于科学发现和技术发明之上，经过长期研究积累形成的，具有较高技术门槛和明确的应用场景，能代表世界科技发展最先进水平、引领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对经济社会发展具有重大支撑作用的关键核心技术。

通俗地说，硬科技就是比高科技还要高精尖的科技;是有硬门槛和极高壁垒、难以被复制和模仿的科技;是需要较长时间积累、极大地领先现有技术标准的技术;是技术硬、精神硬、志气硬、实力硬的科技;等等。

日前，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国际技术经济研究所、西安市中科硬科技创新研究院合著的《硬科技：大国竞争的前沿》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应出版社邀请，我和米磊博士在北京就硬科技做了一次对话。

“没有核心技术和硬材料，卖给我们废品，我们都不敢吭声”

秦朔：1990年哈佛大学教授约瑟夫·奈提出软实力。实力是做事的能力，达成所愿的能力，软实力不是靠威逼利诱，是靠吸引力来影响他人，跟文化、价值观、传播能力更相关，硬实力则跟军事力量等更相关。你2010年提出硬科技的背景是什么?

米磊：2008年金融危机后，我一直在思考。当时我们主要做科技成果转化，但整个社会氛围还是偏浮躁，投资人更愿意投一些“模式创新”，或应用型的、能快速爆发的，或下游做组装的。真正做上游核心科技或者长周期科技创新的，很少有人愿意去投。我们在中科院从事科技创新，需要得到社会支持，却得不到，而当时互联网的一些概念得到了很多支持，我觉得有必要提出一种硬科技的概念。

光靠软实力是不够的，一个国家只有科技实力真正强大了，才有硬实力。国家在国际上的地位，归根结底还是靠硬实力。

秦朔：硬科技现在大家这么认同，我觉得有一个原因，是中美贸易摩擦升级，特朗普在科技方面要抑制中国。为什么过去大家没有这种自觉性?因为过去的感觉是全球化是讲究分工协作的，我们做好我们擅长的，有一些环节人家可能擅长，或者人家已经领先了很多，我们再做的话很累，也不一定能做好。所以要分工，美国搞你的，德国搞你的，我们做我们的，那时没想到会有一些东西最后被卡脖子。

米磊：当时很多认识是不全面的，或者说是被别人的一些理论给蒙蔽了。我们为什么提出硬科技?我最早是在通信产业链上，做光通信的上游核心产品，当时光通信有一个卡脖子的材料，我们的技术转化成功后，突破了西方公司的技术封锁。

没有核心技术和硬材料，下游企业会受到一种非常屈辱性的对待，他可以卖天价，不光是卖天价，卖给我们废品，我们都不敢吭声，因为只有他一家供应商。要买他的东西还要接受审查，要“扒光”给他看，看不顺眼就不卖给你。

西安光机所当时把中科院的成果转化出来非常艰难，技术上很难，但我们的客户都鼓励我们，说你们一定要坚持下去。只要国内能做出来，国外的供应商对他们的态度就没有那么差。

秦朔：形成一种制约。

米磊：实际上当时在整个光通信领域，上游的核心芯片全部依赖进口，尤其是美国。我们客户的客户就是华为、中兴。

秦朔：所以血淋淋的事实对你有一些启发。

米磊：对，大多数人没有深入到产业链里，没有在一线摸爬滚打，没有感受到风险。大多数消费者在日常生活中更多地是使用终端产品和应用，我们确实有丰富的终端产品。中国是全球第一制造大国，但实际上是全球第一组装大国，从几十年前组装电视机、洗衣机、电冰箱，到后来组装电脑，组装手机，组装汽车，本质其实没有变。我们核心的芯片材料技术全部依赖进口，在产业链分工上只是西方发达国家把他们认为中低端的一些部分分工剥离给我们。核心的东西并没有。

“越智能的时代越需要用光”

秦朔：这几年硬科技之所以扣动大家的心弦，也是当我们真正了解自己在产业链各环节的薄弱之后。比如关键基础材料、核心基础零部件、先进基础工艺、产业技术基础，所谓“四基”，差距很大。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的这本书中，你们讲硬科技主要体现在信息技术、光电芯片、智能制造、新能源、生物技术、新材料、航空航天、海洋科技这八个方面。这八个方面我们现在大致处于一个什么样的水平?

米磊：迄今，人类经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