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十几年来，中央银行似乎更加偏爱数量调控工具。美联储主席鲍威尔在今年的杰克逊霍尔会议讲话中，重申美联储将继续保持现有资产购买的速度，并提出如果经济的发展大致符合预期，今年可能开始Taper。这些都是比较典型的数量调控措施。鲍威尔尤其强调了Taper与加息并无必然联系。美联储9月议息会议依然保持联邦基金利率(0-0.25%)、准备金利率(0.15%)和隔夜逆回购利率(0.05%)不变。为什么美联储对于利率变动如此谨慎?数量调控似乎正在成为央行的主要工具，这与过往相当长时期内主要央行倚重价格型调控(即调控利率)、以泰勒规则为货币政策的制定依据很不相同。
理论上，量与价是一个硬币的两个面。但在经济实际运行中，自然利率是一个难以观测的变量，这增加了利率调控的难度。而央行以“有形之手”操控货币政策，其决策更是面临着信息有限的制约。数量工具灵活性、可控性较高，更适合复杂情况下的需要，而利率传导往往牵一发而动全身，央行较难把控。我们认为，这是央行越来越偏爱数量调控的一个重要原因。从深层次讲，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关系正在发生转变，从相互替代到互为补充，央行也因此更加倚重数量调控工具。
央行“有形之手”对经济的影响无疑是巨大的，市场上也不乏对央行主动干预市场的反思和批评，甚至有观点认为，央行本身已经成为金融不稳定的一个根源。从国际金融危机到新冠疫情冲击，宏观经济金融调控的实践不断面临新的挑战，但新的理论研究和政策框架尚付阙如。面对前所未有的局面，中央银行只能“摸着石头过河”。
一、近年来央行数量调控的主要特征
自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开始，全球主要经济体几乎都开启了史无前例的大规模货币宽松。美联储先后进行了四轮量化宽松，其资产负债表规模从危机前的不到9000亿美元大幅扩张至4.5万亿美元。日本则实施了直接以增加基础货币为目标的“质化和量化宽松货币政策”(QuantitativeandQualitativeMonetaryEasing)，其基础货币规模由2012年末的138万亿日元扩大至2014年末的270万亿日元。日本央行更早的量化宽松则始于2001年3月，这是为了应对当时日本面临的通货紧缩和低利率困境，在零利率下对抗通缩和经济下滑。这也是货币政策首次使用量化宽松的实践。量化宽松既是零利率约束下不得已的选择，也开启了货币政策调控的新篇章。
无论是当年的危机，还是近在眼前的新冠疫情，数量型调控都是央行应对经济冲击的主要手段。疫情冲击开启了世界范围内新一轮量化宽松。据《经济学人》杂志预测，发达国家央行的资产负债表总规模到2021年年底将达到28万亿美元，其中约五分之二来自疫情期间的量化宽松政策。
除了数额巨大的流动性投放外，央行流动性工具的创新也很频繁。美联储新创设的向金融机构和货币市场融资的主要政策工具基本都是以数量工具为主的，例如面向存款类金融机构的定期拍卖便利(TAF)、面向一级交易商的短期证券借贷工具(TSLF)和一级交易商融资便利(PDCF)、面向票据发行机构的商业票据融资便利(CPFF)、面向货币市场投资者的货币市场投资者融资便利(MMIFF)等。其中，一级交易商融资便利允许一级交易商像存款类金融机构那样通过贴现窗口借款，其利率是固定不变的，而资金数量取决于交易商的需要。这是典型的数量型调控。而且美联储不需要预设一级交易商融资便利的流动性投放规模，完全根据市场的实际需要提供资金，这是传统的利率调控无法做到的。
此外，数量调控工具的创新还大大扩展了央行提供流动性的范围，流动性投放的针对性、精准性更高。美联储的流动性支持对象不再局限于银行，而是面向各类金融机构、特定金融市场(如商业票据市场)以及实体经济。美联储还通过央行间流动性互换，向全球提供美元流动性，实质上扮演了全球央行的角色。
二、利率调控的局限性与货币政策面临的新环境
首先，价格型调控受到零利率的约束，在目前名义利率已经降为零的情况下，只能单向调控。从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和新冠疫情冲击的经验看，美联储都是第一时间采取降息的措施，以快速应对经济衰退和通缩风险，但政策空间被迅速耗尽。即便将政策利率降为零，仍可能导致实际利率过高，也依然不足以扭转当时市场的悲观预期。
美联储前主席伯南克在其回忆录中提及“从2007年8月到2008年1月这6个月内，我们已经把联邦基金利率从5.25%降低到了3%，比其他几大央行的反应速度都要快、都要早……我们希望自己看到危机落下帷幕，但最终事实表明，其实危机才刚刚拉开帷幕”。美联储在新冠疫情爆发之初的快速降息也令人记忆犹新。2020年3月3日和3月15日，美联储两次在原定议息会议前紧急降息50BP和100BP，联邦基金目标利率区间在短短两周内被迅速调降至0-0.25%。3月15日，在降低贴现窗口利率，并将准备金率降至零的同时，美联储不得不推出了7000亿美元的量化宽松。当月23日，美联储宣布开启总额不设限的量化宽松，持续买入美债和MBS。
如果考虑零利率约束，泰勒规则也难以在危机时期发挥利率之“锚”的作用。前任美联储主席耶伦曾提出，泰勒规则没有考虑当时货币政策的特殊性，低估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