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建院30周年。30年来，中改院以建言改革为己任，努力建设中国改革智库。近日，中改院、中国银行、中国日报社、中国公共外交协会共同举办“构建新发展格局的中国与世界”为主题的第87次中国改革国际论坛。此文为中改院院长迟福林在论坛中的主旨演讲。
面对世界政治经济格局的深刻复杂变化，面对百年不遇的全球疫情大流行与多种全球性危机叠加的严重挑战，我国着力构建新发展格局，坚定推动高水平开放，既是扩大内需、保持经济持续增长、推动全球经济稳定与复苏的重要举措，也是深度融入世界经济、推进经济全球化进程的战略抉择。
现在和今后我国都是全球最具潜力的大市场
当前，各方对中国市场潜力有不同的估计。客观判断我国市场潜力，既需要看到短期的问题与矛盾，更需要分析中长期的潜力与趋势。
我国仍处于经济转型升级的关键时期，短期面临较大压力，但中长期蕴藏着巨大潜力。以消费为例，2021年8月，我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2.5%;尽管9月增速回升至4.4%，仍明显低于2019年9月7.8%的增速。不得不说，短期内，消费市场恢复增长面临着较大挑战。从中长期看，消费市场蕴藏着的潜力巨大。2020年，我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为5.68万亿美元，是美国同期的97.6%。若按过去5年平均增速计算，估计到2022年我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将达到6.06万亿美元，有可能超过美国的5.92万亿美元，成为全球第一大消费品零售市场。更重要的是，伴随着经济社会转型升级，我国居民服务型消费增长空间巨大。估计到2035年，居民服务型消费占比有可能从2020年的42.6%提升到60%左右，由此带来数万亿美元的消费增量。就是说，看到我国消费市场短期偏弱的同时，更要分析中长期趋势，尤其要关注消费结构与主体变化催生的新消费需求。
我国产业结构优化调整将形成巨大市场空间。未来5-10年，伴随着服务型消费的较快增长，我国服务型、创新型、绿色型与开放型经济形态将逐步形成，由此带来相当大的市场空间。例如，制造业服务化将成为制造业转型升级的重要方向，并将形成生产性服务业发展的重大机遇。估计到2025年，我国生产性服务业占GDP的比重将由目前的30%左右提升至40%，新增约21万亿元的生产性服务业发展空间;5G商业化推动的信息消费规模将超过8万亿元，并直接带动10.6万亿元的经济产出。
我国市场潜力的释放，是全球市场的重大利好。在与世界经济进一步深度融合的背景下，我国强大市场需求潜力的释放，将对全球经济的稳定与增长作出新的贡献。以中美经贸合作为例，2020年在多种不利因素的严重影响下，美国对中国商品出口仍实现了10%的正增长，而当年美国整体出口下降了13.5%。中欧市场的互补性很强。14亿人服务型消费的较快增长，是中欧合作的重大机遇。2014-2019年，欧盟对中国的服务出口年均增长14.2%，是欧盟服务出口整体增速的2.9倍。从占比看，欧盟对中国服务出口占比仅为2.5%，若欧盟对中国的服务出口占比达到10%，估计将为其带来不少于1700亿美元的新增出口空间。基于中欧共同的市场需求，要以服务贸易为重点务实推进双方的经贸合作。
现在和今后我国都是开放型世界经济的重要推动者
实践充分表明，我国推进建设高水平开放型经济体制有利于充分释放市场的潜力与活力，有利于深度融入全球经济，推动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我国主动申请加入CPTPP，是建设高水平开放型世界经济的重大举措，体现我国推动形成更加开放的全球市场的决心和行动。
推动高水平开放与高质量市场经济的融合。我国的市场化改革，旨在使国家计划主导的工业化转变为市场主导的工业化、使资源配置由行政主导转变为市场决定。随着经济服务化进程的加快，高水平开放与高质量市场经济直接融合，以开放促改革，以改革促开放，赢得国际经济合作竞争的主动。市场是全球最稀缺的资源，强大的国内市场是我国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远景目标的重要动力和底气。以扩大内需为基本导向的高水平开放，就是要实现内外市场联动、要素资源共享，形成更高水平开放合作的新发展格局。
以制度型开放推动构建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与商品和要素流动型开放不同，制度型开放意味着对外开放的重点向国内制度层面延伸。制度型开放的重大任务在于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营商环境，在公平竞争、反垄断、市场透明、知识产权保护等方面强化制度性安排。例如，进一步完善外商投资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管理制度，落实准入后国民待遇;加快服务业领域与高水平国际规则对接，尽快打破服务业市场垄断与行政垄断;实现经济政策由产业政策为主向竞争政策为基础的转变，强化对经济政策的公平竞争审查;主动对接全球高水平经贸规则，并在自由贸易港(区)强化敏感领域的压力测试;强化财产权与知识产权保护，最大限度激发市场活力与创新活力。
推进服务贸易的开放进程。近年来，在产业结构变革加速与服务业市场开放的双重推动下，我国服务贸易快速发展。同时，伴随着经济服务化进程的加快及城乡居民服务型消费潜力的不断释放，对现代生活性、生产性服务贸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