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社会，如果不再关心自己的既往进步，不久之后将会失去自己能够在未来进步的信念。[1]两百多年来，史学家们始终在追问：现代经济增长是如何开始的?[2]发达国家与不发达国家的“分流”，以及发达国家之间经济增长的差异如何解释?后发国家如何才能向发达国家靠拢?答案是：自主创新和创新的扩散(及其引发的产业革命)。
创新[3]是传统社会与现代社会的分野[4]，是社会“富裕的杠杆”[5]，也是导致东西方“大分流”[6]的驱动力量。在库茨涅兹(SimonKuznets)定义的“现代经济增长(ModernEconomicGrowth)中，创新和技术进步是必要条件之一[7]。创新理论的集大成者熊彼特认为，资本主义的本质特征就是创新驱动的经济演化——“创造性破坏”(creativedestruction)，而企业家的职能就是推动创新。所以，创新对于人类社会发展的重要性再怎么强调都不为过。
18世纪中叶以前，人类社会的发展经历了漫长的停滞期，经济平均增速约为零。截止到1700年，全球总人口约6亿，从公元前1万年至公元1700年，年均增速仅为0.04%[8]。直到英国开启了第一次工业革命，人类社会才摆脱李嘉图“土地报酬递减论”和“马尔萨斯人口论”幽灵，打破规模报酬递减与人口指数增长的恶性循环。
全球人口年增长率在二战后婴儿潮高峰期时(1963年)达到了2.2%，目前仍维持在1%以上。联合国预测，至2100年，全球人口增长率会下降到0.1%。然而，这是低生育率和低死亡率的结果，与前现代社会中的高生育率和高死亡率得到的低增长率有显著差别。被称之为“人类社会总决算”[9]的平均寿命和寿命的基尼系数均显示(Peltzman，2009)，现代经济增长带动了人和社会的全面发展。
从千年历史长河中观察，人口、经济产出和创新的增长几乎是同步的，创新的累积略早于产出和人口。15世纪中叶谷登堡发明活字印刷术之后，印刷成本下降，书籍发行数量陡增，人类的识字率快速提升，加速了知识的扩散和思想的解放，致使工业革命之前的两百年出现了一波创新的小高潮。归根结底，创新在本质上是属于认识论的。技术变革只能通过新思想的涌现而产生(莫基尔，2008)。没有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欧洲能否成为工业革命的发源地是值得怀疑的。
在《富裕的杠杆》一书中，莫基尔将经济增长的驱动力归结为以下四个方面：(1)资本存量的增加，可被定义为“索洛增长”;(2)商业扩张，如贸易的全球化，其对应着劳动分工的扩展，故被定义为“斯密增长”;(3)规模效应，可被定义为“诺斯增长”[10];(4)知识积累，包括技术进步和制度变革，故被定义为“熊彼特增长”。不同类型的驱动力是相辅相成的，如商业扩张有助于实现规模效应，资本积累是技术进步的实现方式。标准宏观经济学从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开始定量归因经济发展的来源——劳动投入、资本积累和全要素生产率(TFP)的提升。TFP是劳动生产率和资本生产率的加权平均，代表了“创新”。
不同的驱动力对于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有不同的含义。人口和资本的投入有数量和效率的双重约束，故TFP是决定任何经济体长期经济增长和生产率的唯一要素。
“尽管一些国家相对于其他国家可能拥有更高的生产率水平，但没有哪个国家能够取得比技术进步速度更快的生产率增长速度。”(菲尔普斯等，2021,p.6)在教科书版本的经济增长模型中，长期经济增长率等于技术进步率。索洛(Solow，1957)的计算结果显示，美国人均产出的增长中约有80%要归功于技术进步。在标准回归模型中，无论是发达经济体还是发展中经济体，由“索洛残差”代表TFP平均贡献了经济增长的40%-60%(菲尔普斯等，2021，p.48)。
“索洛残差”实际上代表了经济学家对于科技创新的无知。著名经济史学家汤姆森冷嘲热讽地说：“技术变革就像上帝。人们对它讨论颇多，有人顶礼膜拜，有人拒绝抵制，却没有多少人理解”(Thomson，1984)至少从熊彼特1911年出版《经济发展理论》开始，学术界就开始重视创新和企业家精神的作用。熊彼特意义的创新是建立一种新的生产函数，把一种从来没有过的关于生产要素和生产条件的“新组合”引入生产体系。作为资本主义灵魂的企业家的职能就是实现“创新”，引入“新组合”，具体包括：
(1)引进新产品;(2)引用新技术，即新的生产方式;(3)开辟新市场;(4)控制原材料的新的供应来源：(5)创设新的工业生产组织，比如组建托拉斯，或者反垄断。
长期以来，主流经济学都将创新视为外生的。模型中的创新是一个“黑箱”。这对于理解理解创新的生成机制毫无益处。直到20世纪80年代罗默建立内生增长模型，创新才内嵌于经济循环过程当中，但仍然缺失“人类可能性的关键维度”，如人的欲望和想象力、思想市场的多样性。创新需要的不仅仅是科学家的伟大发现，也不仅仅是企业家的天才创意，而在是经济系统的“活力”。它是创新背后的深层动力与制度综合体：革新的动力、必要的能力、对新事物的宽容度以及有关的支持制度。
[11]从人的思想观念[12]的转变到知识的积累，再到技术发明、创新、产业和GDP的形成，每一个环节的传导都不是必然的，从观念到物质财富的良性循环的形成更非易事。当然，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