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展是解决一切问题的关键和基础。
随着新发展阶段的到来，共同富裕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明确提出，到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远景目标，其中就包括“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在近日召开的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十次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发表重要讲话强调，“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在高质量发展中促进共同富裕”。在向着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之际，党中央召开会议研究扎实促进共同富裕问题，具有深远而重大的意义。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有多种途径，但结合当前所面临的挑战，可以通过以下三方面路径加快推进共同富裕进程。
一、做大蛋糕和分好蛋糕
做大蛋糕和分好蛋糕，需要做好以下三点。
首先，要保持经济增长在合理区间。发展是解决一切问题的关键和基础。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了到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远景目标，其中包括人均GDP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要实现这一目标，必须充分挖掘我国经济增长的一切潜力。
按照我国潜在增长能力预测，在未来15年里保持4.8%到5.2%的年平均增长速度是可行的。按照这样的增长潜力推算，“十四五”结束时，我国人均GDP可达13000美元到14000美元，能够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到2035年，人均GDP可达22000美元到23000美元，基本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其中的高位预测，是建立在一些必要的改革带来提高潜在增长率效应的基础上。由此可见，改革是实现经济发展目标的基本保障。
其次，要保持经济增长与收入增长同步。改革开放以来，GDP的增长和居民收入的增长总体上是同步的，但不同时期同步性有差别。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GDP增长和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长的同步性明显增强，所以取得了脱贫攻坚的历史性成就。继续保持同步性，就意味着人均GDP的提高可以转化为居民收入的提高，在2035年我国人民可以享受中等发达国家的生活水平。
为此，还应继续调整国民收入分配结构，提高居民收入份额和劳动报酬份额。同时，也要进行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缩小各种收入差距。
第三，初次分配和再分配要叠加发力。党的十八大以来，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以及基尼系数都有所下降，但这个下降趋势目前已经趋于平缓。基尼系数代表一个国家和地区的财富分配状况，数值越低，表明收入在社会成员之间的分配越均匀。国际上通常把0.4的基尼系数作为收入分配差距的“警戒线”。
目前，我国的基尼系数保持在0.46左右，陷入徘徊状态。这说明我国的收入分配结构还不够合理。事实上，初次分配的作用是有极限的，不太可能把收入差距降到0.4以下。从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国家的经验来看，初次分配后的基尼系数大多在0.4以上，有些甚至超过0.5。之所以最终的分配结果都在0.4以下，有的甚至能达到0.3以下，是因为通过税收和转移支付实现了再分配。
因此，要把收入分配结构改善到合理水平，终极需要借助再分配。中国已经进入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发展阶段，再分配应该成为越来越重要的手段。而且，很多发达国家的经验也显示，虽然经济增长、技术变革、全球化可以做大蛋糕，但并没有自然而然分好蛋糕的机制，所以必须借助再分配手段。
二、促进和扩大社会性流动
党的十九大明确提出，要破除妨碍劳动力、人才社会性流动的体制机制弊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人口流动，主要是横向流动，比如农民工从原来务农转移到非农产业，以此进入小城镇、中等城市、大城市、沿海地区。当然，在横向流动中也有纵向流动，比如收入、身份、地位的提高，以及岗位提升等。这得益于：第一，整体教育水平改善速度非常快，普及九年义务教育、高校扩招让更多的人接受了更高水平的教育;第二，经济增长非常快，蛋糕做得大和快。
随着我国进入中高速或者中速的增长时期，劳动力的流动速度显著放慢。在这个时候，更应关注向上的纵向流动。如果没有切实的手段，社会性流动容易变成零和博弈，相当于挤一辆公共汽车，你挤上来我就掉下去，这种现象会发生，也会产生社会凝聚力的下降。中央提出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核心就是加速社会流动。
如果按收入将居民分为五组，从宏观上看，要求每组的收入都不断提高，这是今后必须保障的，如果不能做到这一点，就谈不上扩大中等收入群体。从微观上看，每个家庭的收入也要不断增加，这是过去的一个重要特点，今后避免出现零和博弈的现象，意味着不能造成一些家庭的收入改善速度明显慢于其他家庭的情况。从中观上看，很多家庭可以从低收入群体或次低收入群体不断跨入更高的收入组。收入组别的跨越是社会流动的内涵，也是扩大中等收入群体的关键。
如果我们提出实施一个“中等收入群体倍增计划”的话，我认为主要应该关注以下三个群体。
“倍增”群体之一：脱贫后的农村人口收入提高。
党的十八大以来，大概有接近1亿的农村绝对贫困人口脱贫，但他们仍是低收入群体，应该运用乡村振兴和解决相对贫困问题两种手段，加快帮助他们成为中等收入群体。OECD国家的相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