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者行仁义于天下，使凡物各得其分。——曾国藩

中国经济在最近一段时间出现了一些令人关注的变化。例如对一些平台和行业进行了相当力度的整顿，不少房地产企业在多重调控下遭遇流动性问题，地方政府债务进一步加剧，经济增速下滑大于预期，拉闸限电对部分合规企业的正常生产造成了负面影响，大学生就业的不确定性上升，考公考编的热忱则不断上涨。

从企业界来看，具有一定行政化色彩和资源型特征的央企的利润屡创新高(前三季度中央企业实现净利润1.5万多亿元)，一直践行高质量发展的行业龙头(特别是上游企业)和科创企业表现良好，高杠杆金融化的民企巨头危机四伏，中小微企业的困难继续增加。

当然，中国经济有坚强的韧性，基本面向好的大势并未动摇，但作为观察者、研究者，不能只是说几句“总体良好”就大而化之，而应该把边际上发生的，也许不那么乐观或不那么简单的问题提出来，以求集思广益，共谋解决。

如所周知，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是政府和企业的关系问题。本文由此提出一个观察框架，并给出分析和建议，请朋友们批评指正。

经济体制改革的方向

改革开放肇始于1978年的十一届三中全会。

会议指出，现在我国经济管理体制的一个严重缺点是权力过于集中，应该有领导地大胆下放，让地方和工农业企业在国家统一计划的指导下有更多的经营管理自主权，应该坚决实行按经济规律办事，重视价值规律的作用。如此“才能充分发挥中央部门、地方、企业和劳动者个人四个方面的主动性、积极性、创造性，使社会主义经济的各个部门各个环节普遍地蓬蓬勃勃地发展起来”。

此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探索从未中止。

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必须更加尊重市场规律，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新华社播发的“十八大报告解读”指出，“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关键是寻求政府行为和市场功能的最佳结合点，使政府行为在调节经济、弥补市场功能失灵的同时，避免和克服自身的缺位、越位、错位”，“如果管理和调控的范围、力度超过了弥补‘市场失灵’、维持市场机制正常运行的合理需要，或干预的方向不对路、形式选择失当，其结果非但不能纠正‘市场失灵’，反而会抑制市场机制的正常运作”。

在十一届三中全会过去四分之一个世纪后的2013年，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为政府和市场的关系问题一锤定音。

《决定》指出，“市场决定资源配置是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健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必须遵循这条规律，着力解决市场体系不完善、政府干预过多和监管不到位问题”，“必须积极稳妥从广度和深度上推进市场化改革，大幅度减少政府对资源的直接配置，推动资源配置依据市场规则、市场价格、市场竞争实现效益最大化和效率最优化。政府的职责和作用主要是保持宏观经济稳定，加强和优化公共服务，保障公平竞争，加强市场监管，维护市场秩序，推动可持续发展，促进共同富裕，弥补市场失灵”。

通过梳理，可以看到，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主导方向是推进市场化改革。市场决定资源配置是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只有依据市场规则、市场价格、市场竞争来配置资源，才能实现效益最大化和效率最优化。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这是今天和今后相当长时间最重要的国家使命。要实现这一使命，发展是第一要务。只要这一点不改变，就必须坚持“效益最大化和效率最优化”的原则。而要实现两个最大化，必须通过市场竞争。

我们历史上有过不要市场、依靠指令性计划管控经济的岁月，教训太深了。

回顾43年的经济体制改革，政府总体做的是不错的，主要表现为始终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努力改善营商环境，建立现代化的基础设施和工业体系，逐步开放商品市场和要素市场，除个别年头之外一直没有发生严重通胀。和发达经济体比，中国的成长是快的，和新兴经济体比，中国的成长是稳的。一个大国，在历史大变革中既快且稳，殊为不易。

在我看来，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中最重要的成就，是在一个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国家，发展出了近1.5亿个市场主体以及“56789”的非国有经济，从而调动起聪明勤劳的中国人民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一个经济体，愿意创业致富、劳动致富的比例越高，意愿越强，得到的正面鼓励和支持越多，经济就越活跃，就发达。我们走过的几十年，在在都是证明。

我们感谢改革开放，也要充分肯定政府的作为，肯定政府以实事求是的态度，尊重市场规律，建设性地超越了很多旧有的体制和观念。

举一个例子。2021年《财富》世界500强，中国大陆(含香港)上榜企业有135家，其中各类国企有95家，在《财富》500强中占比接近20%。与此同时，内地也有30多家非国有企业上榜。这构成了独特的中国现象，即国有和非国有企业在中国都可以做大，做到世界规模，虽则还不像太极图那么对称，但确实是并存关系而不是有你无我的关系。

“内”与“外”的含义

由于改革之初的中国经济体制是高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