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公众的记忆里,自从有了贸易逆差的记录后,美国贸易赤字的脚步似乎从来就没有停止过。按照美国商务部发布的最新数据,8月份美国贸易逆差达到733亿美元,再次创下历史最高纪录。
短期来看,由新冠肺炎疫情引起的全球主要经济体复苏的结构性失衡无疑是美国贸易逆差放大的主要原因。由于美国及其贸易伙伴依然遭到疫情的持续侵扰,自身的产品供给能力被削弱,在国内庞大的需求压力下,需要从海外大量进口货物及时补量。
与此同时,国际范围内上游生产资料,尤其是核心生产资料供给能力的结构性短缺,对美国贸易出口形成新的覆压。以汽车行业为例,因芯片短缺导致全球汽车生产商减产,相对于进口而言,美国汽车出口减速更为剧烈,对贸易赤字的贡献就更加显著。
由信息技术发展而引爆的20世纪80年代国际分工,不仅带来了产业资源在空间地域上的位移,比如大量制造业从发达国家转移到了新兴发展中国家,而且还引起了产品之间的深度裂变与重新嫁接,诸多产品的生产链构成了由发达国家从事技术创新和产品设计,再由发展中国家进行生产制造的局面。作为当时世界上最发达的国家,在美国产业结构中,不仅一些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如纺织业、服装业、制鞋业等转移到了其他国家,而且一些资本和技术密集型的制造业如钢铁业、汽车业以及电子产品等也逐步向国外转移,由此带来了美国制造业的萎缩与断层。这种产业构成被外界解读为“工业空洞化”现象,由此造就了美国货物进口的路径依赖模式,进出口结构也开始发生微妙的改变。
不错,美国借助国际分工尽情分享到了进口商品的便利化红利,但与此同时国内本已存在的消费与储蓄失衡之力则直接将进出口贸易推向逆差的快车道。作为刺激消费的政策导向,美国税法一直鼓励低储蓄和借钱消费,不仅抵押贷款利息可以用来抵扣应税收入,而且没有任何增值税或国家销售税;此外,美联储长期维持低利率,加大了民众远离储蓄和敢于消费的行为边际倾向。虽然疫情让不少美国百姓增强了风险防范意识并开始注重存钱,但美国目前只有13%左右的储蓄率,依然还是全球前十大经济体中的最低水平。与此同时,美国超过80%的消费率仍然位居主要西方国家之首,并且这种家庭或个人的财务资源分配惯性也很难在短期内得到扭转,而只要有消费超过储蓄的力量存在,在自身供给式微的情态下,就必然带来对进口的持续强力拉动,由储蓄赤字而产生的贸易赤字也得以显化与固化。
从经济学上讲,储蓄可以转化为消费(S-C),也可转化为投资(S-I),而且在储蓄转化结果上消费与投资存在着“挤出效应”。目前的现实是,美国国内的国民储蓄率长期低于国民投资率,因此如果要确保投资,便衍生出了一个重要的话题——举债融资。但是,从美国国内借款所能满足投资需求的部分毕竟有限,美国政府便转而向其他国家筹款,财政赤字也如同雪球般越滚越大。可以说巨额贸易赤字必然伴随着巨量财政赤字,以此出发,我们便能对美国贸易逆差背后的更多不平衡因素进行清晰地勾勒。
贸易逆差折射出的其实是美元与非美货币,以及美国与非美国家金融地位绝对不平衡的事实。以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为分界线,在之前长达的百年中,美国一直为贸易顺差,但自1971年美国出现了1.52亿美元的首次贸易逆差后便持续至今,而且只增不减。其中,1980年美国的贸易逆差为793亿美元,1990年增至1236亿美元,2000年扩大到4782亿美元,2020年上升至6787亿美元。作为一段金融历史的留存,布雷顿森林体系下美元与黄金挂钩,使得美国发行美元的行为受到不小约束,但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后,美元脱离黄金进入自由状态,代表美国可以根据自己所需随意发行美元和创造信用,而且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后美元的国际货币地位不仅没有受到任何削弱,还与石油捆绑,形成“石油美元”,并开始影响着大宗商品价格。最终,美元“独大”的霸主地位不仅让美国对外举债变得肆无忌惮,也持续而有效支持了美国成功挽回因贸易逆差而产生的“损失”,由此也出现了美国贸易逆差扩大与美元霸权伸展在时间上同步的现象。
最后值得一提的是,一国对外贸易由经常项目与资本项目构成,前者又包括货物贸易与服务贸易,我们所说的美国贸易逆差是指货物贸易逆差,而在资本项目与服务贸易方面,美国一直保持着顺差格局。对于任何一个国家来说,国际贸易目标并不是要谋求所有项目的顺差,而是追求贸易的平衡。尤其对美国而言,尽管货物贸易出现逆差,但是因服务贸易与资本项目的顺差,仍可使本国国际贸易实现平衡的目标,从中也体现出美国的资本输出能力,以及站在全球产业链高端的竞争力。
(作者系中国市场学会理事、经济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