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三季度经济增速的回落不能简单化处之

我国三季度经济增速降至4.9%，主要原因是什么?

一是供给侧的短板效应和瓶颈效应，在疫情因素和极端天气的影响下开始持续发酵。供给侧增长势能出现明显回落。

一方面，大宗商品价格持续上涨，世界供给端以及航运的瓶颈因素，叠加一些政策协调问题，导致我国工业增加值增速明显下滑。

主要体现在：首先，大宗商品价格的持续上扬(这和世界经济的复苏和供给端的瓶颈效应密切相关联)。大宗商品价格持续上扬对不同国家的冲击是不一样的。对于作为世界制造业的中心、世界工厂的中国而言，大宗商品价格持续上扬给国内工业和制造业带来较大冲击，特别是在我国大规模制造、大规模出口与大规模原材料进口同时展开的情况下，上游价格上涨，而下游价格还在持续疲软，两端挤压，导致很多生产企业的利润空间大幅度收窄，进一步带来的是企业生产积极性下降，开工率不足。贸易条件没有改善，而是持续恶化。

其次，由于车载芯片供给瓶颈效应，直接带来我国汽车制造业增加值出现明显下滑。三季度汽车生产下降速度达到两位数。再次，由于煤、电之间体制上的一些问题，出现“拉闸限电”现象，部分导致工业产能利用率同比升幅出现明显回落。

另一方面，疫情还在陆陆续续、星星点点地出现，给服务行业的全面复苏带来直接冲击。换句话说，服务业虽然还在复苏的进程中，但是离常态化仍有一段距离。

与供给侧相对应的另外一端是需求侧。由于宏观经济政策在上半年开始全面常态化进程，财政支出速度和信贷增长速度明显回落，一些疫情期间的非常规支持政策已于6月到期，加之目前处于“十三五”规划与“十四五”规划交替期。这些因素直接导致财政转移支付力度明显下降，对于中小企业的扶持、对于一些特殊阶层的收入补贴也出现断档，进而导致消费信心不足;同时，一些大型项目上马不够，地方围绕“十四五”布局的项目储备不足，几大因素叠加，内需出现明显放缓。

所以，由于供需两端的变化，我们看到，第三季度GDP增速降至4.9%，较二季度回落3个百分点，GDP两年平均增速较二季度回落0.6个百分点。我们感觉到，多重因素叠加，供需两端同时疲软，以及市场预期也比较低落，这三方面因素使得目前的经济复苏进程出现一些波动。

当然，一定要看到，这之中有疫情、极端天气等外部因素影响，同时也有世界疫情同步变化的结构性因素，当然也有一些政策定位、政策协调等因素。因此，对于三季度经济增速的回落不能简单化处之，对于这些总量性原因、结构性原因，内部原因、外部原因，内生性原因和外生性原因，短期原因和长期原因，必须梳理清楚。如此才能够明确，哪些因素随着复工复产，随着经济复苏和疫情阻击战的推进，可能会在短期消失;哪些因素可能随着一些政策出台、宏观政策力度加强，也会马上消失;还有哪些可能是我们要经受住的阵痛，必须要经历一定的增长速度波动，才能够实现结构性的优化、动力的转换，以及风险的释放。这一过程给政策带来的挑战是很复杂的。

明年一季度经济增速有望明显回升

我国四季度及明年经济增长趋势的预期

对于下一步中国经济走势，有两个问题需要关注：

第一，目前比较疲软的预期已经形成，最为明显的体现就是9月制造业PMI指数近一年半来首次跌破荣枯线。同时，服务业PMI指数也在8月急剧下跌至45.2%，虽然9月份反弹到52.4%，但是依然表明疫情对服务业的影响很大，服务业恢复常态化运行的进程较慢。我们在进一步分解一系列的高频参数时，都发现了这样的迹象。

第二，风险和增长之间的冲突有所放大。如果要在短期对一些系统性风险处置取得明显进展，可能就要在增速上有所牺牲。最为明显的就是对房地产业，一些调控政策如何在短期稳定和中期风险控制上做好权衡，需要我们在近期有一些更高层面的考量。

但是无论如何，房地产“三道红线”等长效机制的陆续出台，可能会对四季度整个房地产参数的表现带来明显影响。换句话说，房地产行业调整的影响还未完全显现，四季度可能会有一个显化的过程。与此同时，“拉闸限电”等一些电力供应问题、工业开工率问题，以及中小企业盈利能力的一些问题，也不是用一天、两天，一个月、两个月就能解决的。因此，我们认为，四季度，一些受到上游行业，大宗商品价格上涨因素冲击比较大的企业，可能还会出现一个持续回落的过程，一些中小企业的生存问题可能会再次凸显。

目前，宏观经济政策已经开始进行一些方向性的调整。其一，“十三五”规划和“十四五”规划的衔接以及“十四五”规划的全面启动，国家在加班加点，敦促落实。其二，财政落实积极定位，财政支出加速，目前在进行中。其三，货币政策加强对中小微企业的扶持，也开始为维护房地产市场的稳定做出一些调整。这些调整可能会起到一些稳定性的作用。但是我们认为，短期宏观经济政策，特别是对于一些市场主体的非常规性支持政策，是不是能够接续去年5月份到今年6月份的状态、保持一定的惯性，是需要关注的很重要的一点。

我们认为，从常态来看，四季度经济增速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