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表明，我国育龄妇女总和生育率仅为1.3，从全球比较来看，这一数值已处于较低水平。

允许生育二孩、三孩，甚至进一步放开生育非常及时且必要，把生育决策权交还给公众，让人口生育在市场环境下得到逐步修复，是对滞后于时代的人口生育政策及时纠偏。但近期多地政府出台生育奖励政策，对生育二孩、三孩的家庭发放一定数量的“育儿补贴金”;更有观点提出，多生一个孩子，国家应当奖励100万元。对此，我们认为，人口生育是一项复杂的社会民生工程，将其异化为“奖励锦标赛”，本质上仍是计划经济思维和“运动式”思维，长期来看不仅无效，甚至可能矫枉过正，埋下新的问题隐患。

急功近利的生育奖励政策可能带来不少问题

在进一步放开生育的过程中，政策制定者不但应取消社会抚养费、删除相关处分规定等不合时宜的制度，同时也要提供必要的社会公共产品，如建立普惠型托育服务体系，探索设立父母育儿假，促进教育公平与教育资源均衡，完善税收、住房、社保和医保等配套保障措施，这些原本就是一个成熟市场经济体系的应有之义。但政府职能自有其合理边界，不应无限扩张。公众是否愿生、生多生少，归根到底还是由市场规律起决定作用的。个别地方急于出台“奖励”“发钱”等着眼于短期的刺激措施，有违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

1.奖励生育效果有限。

从全球经验来看，不少生育率较低的国家都曾经实行过各种各样的奖励生育措施，但总的来看，效果乏善可陈。

以韩国为例，韩国历届中央政府多次出台“应对低生育综合对策”，总共投入了200万亿韩元，韩国各地方政府也向多子女家庭发放生育补贴，但效果并不理想，韩国妇女的总和生育率仍是一降再降，近年来更是沦为全球最低。新加坡的情况与之类似。

低生育率背后往往潜藏着复杂深刻的经济、社会、文化等因素。在不少东亚国家和地区，其中也包括中国，高房价、教育“内卷”等带来的压力等普遍被认为是导致晚婚、不婚、少生、不愿生的重要原因，而这些都不是简单的“发钱”所能解决的。有调查显示，北京市家长每年投入孩子教育的资金，在1万~3万元(含)的占23.01%，3万~5万元(含)的占23.01%，5万~10万元(含)的占33.63%，10万元以上的占15.93%;即便三四线的中部某地级市，家长每年投入孩子教育的资金在1万~3万元(含)的占56.45%。而教育成本仅仅是“养娃”成本的一部分，父母陪伴和教育的时间和精力更是难以计量。

同时，社会观念的变化也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了奖励生育的效果。随着女性劳动参与率较高、社会地位不断提升，女性对于生育越来越谨慎。数据显示，我国育龄女性的生育意愿普遍低于男性，且二者之间的差距呈扩大趋势。很多老年人在退休后，也将旅游、休闲、养生等作为“头等大事”。

2.奖励政策难以持续。

不仅如此，“运动式”刺激生育将导致地方政府付出的成本与收益严重不对等，最终政策推行的积极性难以持续。从全球经验来看，随着经济不断发展，人口等要素会自发在地区间动态配置，尤其是倾向于向经济发达地区和大城市群集聚。

从我国近年来的情况看，人口在全国、全省范围内加快流动也已是大势所趋，就业、消费、税收、养老金等未必会留在其出生地。长期来看，北京、上海等一线城市及一些经济发展前景较好的省会城市，即便不出台任何生育奖励政策，仅需逐步放开户口、房产限购等措施，就足以吸引外地人口持续流入。因此，部分中小城市在财政并不十分充裕的情况下出台生育奖励政策，很可能是在“为他人作嫁衣”。

3.可能加重地方财政负担。

2021年上半年，我国多数省市区地方本级财政收入低于财政支出，不得不依赖中央财政转移支付、发行地方政府一般债券等来补足缺口，仅上海市实现了财政盈余。在这种情况下，出台生育奖励政策有可能进一步加大地方政府负担。以中西部某地级市为例，该市2020年一般公共预算收入为68.25亿元，出生人口为8500人。根据国家卫健委统计，2020年我国出生人口中，二孩及以上占比为57.1%。假设该市二孩及以上占比符合全国比例，即4335人。我们针对以下三种生育奖励力度进行简单测算：

情形1：对新增二孩、三孩每人每月奖励500元，连续奖励三年，共计18000元/人。在这一情形下，生育奖励占当地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的1.2%。

情形2：新增二孩、三孩每人每月奖励5000元，连续奖励三年，共计180000元/人。此时生育奖励将升至当地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的12%。

情形3：新增二孩、三孩每人一次性奖励100万元/人。此时生育奖励将占当地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的63.5%。

从上述三种情形的政策后果比较来看，情形1对财政负担影响最小，不构成明显的负担，但由于奖励数量远不足以覆盖育儿成本，其激励性同样较弱，可能属于无效投入。情形3刺激效果非常强，但对财政负担影响过大，因而也不具备任何可行性。情形2理论上具备一定的操作性，但其对地方财政的影响也高达12%，再考虑到上文指出的成本收入严重不对等问题，本就捉襟见肘的中西部地方政府是否愿意承担此项投入呢?我们认为结论是显而易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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