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30年，全球经济长期处于低通胀和利率下行的趋势中，国家间的收入不平等状况得到改善，多数主要经济体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和谐并行。如何解释导致这些经济现象的主要根源?与大多数关注周期性和国家层面的宏观经济分析不同，查尔斯·古德哈特和马诺吉·普拉丹超越了短期考量和局部视角，从全景和长期的角度审视通常作为常量的人口因素，深入研究分析人口结构变化的后果及其影响，指出人口红利和全球化趋势尤其是其中的中国效应，不仅是导致过去30年全球趋势的主要原因，而且还将从根本上改变未来世界的经济面貌。

在本书中，两位作者遵循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逻辑脉络，首先开宗明义地指出人口和全球化在过去、现在和未来的变化趋势，阐释了“甜头”变酸的内涵和传导路径，其后对随着老龄化时代到来的人口、经济和政治压力进行了理论推导和系统分析，最后从全球视角寻求有效应对之法。但遗憾的是，作者发现国际国内诸多潜力因素都难以抵消人口红利消减的影响，而全球社会为人口大逆转时代的认识和准备还远远不够。作者以长远的眼光和深刻的见地，通过层层递进、抽丝剥茧的论证，将世界经济可能迎来的变化，清晰地呈现在我们面前，为世界吹响了发人深省的哨声。

“人口大逆转”正在开启

顾名思义，“人口大逆转”指的是人口趋势发生了反向的变化，在本书中，又主要指劳动力供给和全球化趋势的转向。要探讨“人口大逆转”问题，首先应追根溯源，分析过去人口红利与全球经济发展的联系，继而循着同样变量在未来可能的变化方向，分析其对经济和社会的影响。作者认为，过去30多年中，无论是中国劳动人口数量和结构的变化，还是中国经济的腾飞，均对自身和世界产生了深刻的影响，简而言之，中国的崛起强力影响了全球通胀、利率以及财富分布的变化走向。

作为国民，我们对中国人口、城市化的变化和在全球化机遇中的经济增长尤其感同身受，几乎可以怀着自豪之情，赞同作者对中国在劳动力供给、制造业发展和经济增长中所作贡献的客观剖析和陈述。虽然同时期，东欧国家融入世界贸易体系、更多女性就业同样推动了全球劳动力供给有效增加，但中国新增的劳动年龄人口远高于世界其他国家的相应变量，同时这些劳动力从农村向城市的大规模转移就业，和中国加入WTO后作为“世界工厂”的庞大产出，毫无疑问共同构成了塑造过去数十年经济趋势的中坚力量。

如作者所述，在人口因素和全球化共同作用下，全球实际产出持续上升，通胀率维持较低水平，实际利率下降导致资产价格上涨，而在全球不平等状况得以改善的同时，许多国家内部的收入不平等状况趋于恶化。

但是，这些掺杂“苦味”的“甜头”，由于人口老龄化和逆全球化的叠加因素，正在逐渐变得“酸涩”。首先，中国的情况正在发生变化，名义GDP增长率在2012年达到峰值，劳动年龄人口持续减少，农村剩余劳动力人口向城市的迁徙也趋于饱和。其次，与中国相似的，随着出生率的低迷和平均寿命的延长，全球抚养比也急剧上升，主导全球增长的经济体将纷纷面临严峻的人口老龄化挑战。

身处中国社会，我们早已对“人口红利”和城市化趋势的变化耳熟能详，也从生育政策的频繁调整中直观地感受到老龄化威胁渐近的信号，我们可能想到劳动力增长率的下降会遏制产出的增长，但我们或许未及想到，“太多的嘴在争夺太少的食物”将导致全球经济从通缩倾向转向严重的通胀倾向。

随老龄化世界到来的危机

虽然难以预测从通缩到通胀的拐点何时出现，但作者尝试着推演了将与此趋势共同到来的变化，更进一步地预测了与人口大逆转相伴生的经济和社会危机。

增长受到的影响首当其冲。如前文所述，人口趋势的变化令增长率不可避免地降低，雪上加霜的是，由于民族主义带来的政治威胁，人口和资源跨区域流动将比过去受到更多的阻碍，这也将削弱全球化对经济增长的助力。在经济低增长和人口老龄化的影响下，个人生命周期和经济决策将逐渐发生变化，作者预测未来私人部门的储蓄率将比投资率下降更多，而名义利率和实际利率则可能逐步攀升。

社会护理的危机也将更加突出。据预测，在2050年，全世界44%的人口将生活在老龄化程度较高的国家之中。随着预期寿命的提高，更高比例的老年人口将出现诸如痴呆、帕金森病和关节炎等需要护理的依赖性病症。老年护理作为劳动密集型行业，在劳动力需求上会与制造业形成竞争，但几乎不能增加国民产出，这将给经济发展带来重重压力。然而，目前医学在此领域的发展不容乐观，人工智能等新技术也似乎难以在照护老人的传统领域得到施展，而公共部门的作为远远不够，至少就目前来看，在医疗费用、养老院和护理人员等方面的投入令人担忧。

财税政策的制定面临考验。在经历30多年的低利率时代后，各国政府已债务高悬，这一状况在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进一步凸显。然而随着老龄化社会的到来，医疗保险和养老金支出压力增大，经济发展和税收增长却在放缓。同时，民粹主义的盛行令加税和削减养老金面临重重阻力，政府在筹措资金方面将面临巨大的挑战。随着通胀压力高企，央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