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龄化和少子化是人类社会近些年出现的现象，有人把它归为现代物质文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少子化是人口结构和数量变化的最基础原因，快速的少子化进程会对社会经济发展带来各种影响，其引发的一系列社会问题也已经受到了国际社会的普遍关注。日本不仅是“少子化”一词的发源国，也是全世界老龄化最严重的国家之一。数据显示，2020年日本新生儿人数仅为84万，已连续5年减少，也创下1899年开始统计以来的新低。

为什么日本年轻人不想生、不敢生?日本能解决“生得起、养不起”问题吗?老龄化人口不断增多，新生人口不断下降，该如何破局?也许这些问题的答案，都能从山田昌宏的《少子社会》一书中窥知一二。

日本人为什么不生孩子?

日本少子化问题有着复杂的背景因素。山田昌宏在书中深刻剖析了出生率持续下降的日本现象，重点展现了经济发展和文化变迁如何影响日本人的婚恋观和生育率。

日本人为什么不生孩子?首当其冲的便是经济因素。在经济增长乏力的大环境下，适婚年轻人的收入预期下降，而他们对婚后生活水平的预期却不断提高。山田昌宏认为，这种矛盾导致年轻人开始晚婚、不婚，“除非过上比婚前更好的生活，否则不想结婚”。

另一个与男女交往有关的社会因素同样加速了日本少子化进程。“爱好体面”是日本人的特质，当下日本社会“一切为了孩子”，特别是“不让孩子在经济上感到痛苦”的观念根深蒂固。日本人特有的习俗、价值意识让大多数人有“风险规避”倾向，不愿维持不体面的婚姻、育儿状况。

20世纪末，日本社会的主流观点是，育龄女性进入职场，以及无法平衡工作和育儿是出生率下降的主要原因。这种观点乍一看有道理，实则是悖论。一方面，女性希望通过工作获得精神上的自我实现;另一方面，夫妻双方共同工作，可以创造出更好地养育孩子的经济条件，理应更有利于生育率的提高。山田昌宏也认为，越来越多的女性步入职场是少子化的结果而非原因，对于日本政府而言，重要的是进一步推进旨在实现两性平等和工作生活平衡的政策。

日本人到底怎样才肯结婚生子?

法国思想家卢梭在《社会契约论》中提出，衡量一个政府的标准，是要看它的人口。虽然日本早在数十年前便意识到少子化问题的存在，开始采取一系列应对措施，尝试了各种办法来鼓励生育、增加人口，以期缓解日益严重的少子化问题，但从实际发展结果来看，却大势难逆。

日本的少子化对策多年来未能产生效果的主要原因，是日本鼓励生育的力度不够。日本学者池田信夫曾指出，“上世纪90年代日本泡沫经济破灭后，在1997-2017年的20年间日本实际经济增长只有16.5%，年均增长率只有0.77%”。国内市场的萎缩、经济的下滑、创新的停滞，使得日本政府对人口问题的干预程度有限。虽然年轻人对解决少子化问题起到重要作用，但日本政府并没有出台政策为年轻人创造稳定的工作岗位。同时，日本的家庭福利开支占比也很低。

20世纪90年代，由于日本政府的忽视，出现了“缺少应对少子化对策的十年”，日本错过了调整生育政策的最佳时期，有些措施现在看来为时已晚。诸多原因之下，尽管日本政府及社会在过去的数十年间做出种种努力，但面对如此严峻的人口形势，日本早已“捉襟见肘”，前首相安倍晋三甚至在公开场合将高龄少子化问题称为日本的“国难”。

大势难逆的背后，其实是日本存在的一以贯之的惯性思维，要全面理解并提出对策，前提是对日本经济、社会有更系统深入的认知和分析。《少子社会》是山田昌宏长期研究的系统结晶，他认为，应对少子化，根本在于要为年轻人提供一个充满希望的环境，给所有年轻人获得有前途的工作和稳定收入的预期，这更多的是需要国家制度的改变和全社会的努力。在一系列公益保障措施中，最不可缺少的，是让孩子都能获得平等的教育机会。除此之外，还需要营造两性平等的社会环境，为年轻人创造条件解决吸引力差距。

如何构建代际平衡的生育率?

人口红利消失和人口老龄化、少子化导致潜在增长率不断放缓，这是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的国家都需要直面的问题。但相比于日本，我们会有更好的选择，比如实现代际平衡的生育率，营造从依赖“人口红利”转向“改革红利”的经济环境，建设富有弹性的劳动市场，建立富有活力的创新创业体制等。

“十四五”规划明确提出，要制定人口长期发展战略，优化生育政策，增强生育政策包容性。从房地产“三道红线”和对房地产市场秩序的持续整治规范，到互联网“反垄断”、“网络安全审查”，再到史上最严的“双减”政策靴子落地，引发了经济社会领域一系列的巨大变化。与日本不一样的是，中国推出的举措每一项都是“重锤”，指向明确，力度超常，影响深远。

解决少子化涉及方方面面，需统筹考虑生育、养育、教育、住房、就业等一系列问题。加强当代年轻人的婚恋观引导，降低生育成本，加强住房支持政策，大力发展惠民托育体系，推进高质教育资源分配公平，降低家庭教育所需时间与精力成本，减轻教育压力，“三孩政策”全面放开……中国政府已针对现阶段人口问题提出一揽子解决方案，通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