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颁给了大卫·卡德(DavidCard)、约书亚·安格里斯特(JoshuaD.Angrist)和吉多·伊本斯(GuidoW.Imbens)。奖项的设置分属两个部分：卡得教授是因为对劳动经济学的实证贡献;安格里斯特和伊本斯则是因为在因果推断分析的(计量)方法论上的贡献。
其中，卡得教授的研究领域包括：种族、民族和隔离;移民;工资结构、技能和技术;失业和劳动供给;最低工资;教育等多个方面。
本文结合卡得教授的相关研究，谈一谈美国劳动力市场的不公平问题，以及拜登政府承诺但尚未通过国会审议的“最低工资法案”问题。
特征事实：美国劳动力市场的不公平
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来，美国贫富分化问题日渐突出。这在收入流量与财富存量分配格局中都有体现。疫情进一步加剧了贫富分化。美联储最新数据显示，美国财富最高的1%的“超级富人”的财富已经超过了中间60%的“中产阶级”财富。依据族裔、学历、行业、是否全职、年龄和性别等维度均可将劳动者划分为弱势群体和优势群体。弱势群体包括：非裔、西班牙裔等边缘族裔;高中及以下学历就业者;个人护理、运输等低薪服务业从业者;兼职，或拿小时工资劳动者;25岁以下年轻就业者;和女性。当然，不同组别内部，弱势群体与优势群体的差异也是不同的。
就业的群体差异可分别从失业率、劳动力参与率和工资水平(或涨幅)来考察，还可以进一步考察它们的周期敏感性。一般而言，弱势群体的失业率更高，劳动力参与率和工资水平更低，且具有高贝塔特征，即对经济波动更敏感。例如，当经济遭遇负冲击时，非裔和西班牙裔劳动者的失业率的平均增幅远高于白人。阶层分化还体现在时间维度。弱势群体往往是最先被解雇和最后被雇佣的——在劳动市场复苏的早期(失业缺口为正)，受益的主要是优势群体，只有当劳动力市场呈现出“高压”(high-pressure)状态(失业缺口为负)之后，弱势群体才更加受益。他们与优势群体的失业率差距会缩小，工资涨幅甚至更高。所以，劳动市场的高压状态维持地越长，就越有助于推动社会阶层的公平。在所有导致就业分化的因子中，族裔、受教育程度和年龄的显著性高，性别差异不显著。分族裔来说(图1)，近半个世纪，非裔和西班牙裔失业率在任何时点都高于白人，相对失业率的平均值分别为6.3%和3.2%。相对失业率具有显著的逆周期特征，在经济衰退期间(失业缺口为正)，非裔和西班牙裔的相对失业率更高。
按学历将劳动划分为：高中以下、高中毕业、学院肄业和本科及以上(包括研究生学位)，也能观察到类似的群体差异——学历越高，失业率水平和周期敏感性越低。近三十年绝对失业率平均值从高到低依次为9.1%、5.7&、4.7%和2.8%(图2)。“高中以下”的相对失业率显著高于“高中毕业”和“学院肄业”。不同学历层次劳动者的周期敏感性也有显著差异。“高中以下”群体的周期敏感性远高于其它三组，在全球金融危机和新冠大流行期间，其相对失业率均超过10%。
种族和学历比较而言，低学历在劳动力市场上的相对劣势更加显著，且有加剧的趋势。五个相对弱势群体的绝对失业率从高到低的次序为：非裔高中以下西班牙裔高中毕业学院肄业;相对失业率的排序为：高中以下高中毕业学院肄业西班牙裔(图3)。公平总是相对而言的，教育是划分阶层更重要的维度。
美国劳动市场的群体差异还可以从工资水平及涨幅的差异上去观察。上世纪70年代中叶是美国劳动市场结构分化的关键节点。此前，工资与劳动生产率同步增长，不同分位数的工资涨幅也基本一致，贫富差距缩小。此后，工资与劳动生产率和不同分位数工资的增长都持续分化，无论是从族裔、学历、行业，还是从工资高低角度划分，优势群体与弱势群体的工资水平的“剪刀差”都在扩大。工资水平上，分性别而言，男性的工资高于女性，但溢价率在持续下降(图4)。2020年，美国男性的中位数工资和平均工资分别为23.0美元/小时(下同)和31.9美元，女性对应的工资为19.2美元和25.4美元，溢价率分别为20%和23%，显著低于1978年的峰值(溢价率分别为37.5%和34.8%)。控制其它因素，溢价率则从1978年的38%降至2020年的23%。
分族裔而言，白人工资显著高于非裔，且差距不断扩大。2020年，美国白人小时工资的中位数和平均值分别为23.0美元和30.9美元，非裔分别为17.6美元和23.0美元，溢价率分别为23.6%和25.3%(2018年峰值时溢价率分别为26.7%和27.5%)，而1979年的溢价率仅为16.4%和17.3%。控制其它因素，白人的溢价率从1979年的8.6%升到了2020年的16.2%。学历的溢价率最高，且比族裔溢价率上升得更快。以本科和高中学历为例，从1973年到2020年，本科的小时工资从29.0美元上升到36.8美元，涨幅27%，高中的小时工资从19.7美元涨到了20.0美元，涨幅基本为零。相应地，本科学位的溢价率从32.2%上升到了45.5%。控制其它因素，2020年的溢价率高达49.7%。劳动市场不公平的直接结果就是社会阶层向上垂直流动性的下降和群体差异的扩大。比较1967-1981年和2002-2016年社会阶层的流动性可发现，所有阶层向上跃迁的人口比例都在下降，而且，所处的阶层越低越困难;反之，所有阶层向下流动的比例却在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