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性流动是实现共同富裕的一个重要途径。党的十九大报告首次提出“社会性流动”概念：“破除妨碍劳动力、人才社会性流动的体制机制弊端，使人人都有通过辛勤劳动实现自身发展的机会。”

8月17日召开的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十次会议部署在高质量发展中促进共同富裕，构建初次分配、再分配、三次分配协调配套的基础性制度安排时，也再次提及“社会性流动”问题。会议强调，“为人民提高受教育程度、增强发展能力创造更加普惠公平的条件，畅通向上流动通道，给更多人创造致富机会，形成人人参与的发展环境。”

社会性流动为经济社会活力创造正向激励

社会性流动为什么重要?

首先，“人人向上”才是共同富裕，或者说，共同富裕代表着“人人都要向上”，而不是一些人向上流动，另一些人保持在原来的位置不变，甚至还有人的情况发生恶化。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需要竞争和优胜劣汰，但是从人的发展机会、基本权利和基本生计角度来说，只能有“赢家”，不能有“输家”。

其次，在社会学中，社会流动通常被定义为：“相比父母一代，下一代改变收入地位的机会”。加拿大经济学家迈尔斯·克拉克借一部小说之名提出的“了不起的盖茨比曲线”，就体现了社会性流动问题，即子女超越父辈所处经济阶层的可能性大小，与收入分配的情况显著相关关系。相应地，这也说明社会性流动可以通过改变每个个人的收入状况实现共同富裕。由此还可以想象到，如果一对夫妻对其子女未来改变社会地位和收入状况的预期不乐观，那么他们的生育意愿也会降低。因此，社会性流动也是促进生育率提高的一个重要手段。

再次，社会流动是一种正向激励，是在社会公平正义的前提下，社会活力获得激发、创新创业活动得以蓬勃进行的有效动力。

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

促使横向流动延伸为向上流动

怎么促进社会性流动?我主要讨论三种具有针对性的途径，分别通过以增量调整存量、用纵向流动带动横向流动，以及把内卷因素向外展开，实现促进社会性流动的目标。具体而言，可以从三个角度入手：

第一个途径，是把人口和劳动力的横向流动延伸并提升为纵向上升的流动，让个人的收入水平、社会身份、职业水平、受教育水平等各方面都向上提升。

目前的劳动力迁移总体表现为横向流动，纵向流动尚未充分展开。如图1所示，在我国城镇常住人口中，有接近30%的人口没有城镇户籍。这部分人主要是农民工。由于没有获得城镇户口，他们不能均等地享受基本公共服务，就业和收入不稳定，不能像真正的城市居民一样消费。相应地，这部分群体向上流动的空间也比较小。

而从农村来看，在农村户籍人口中，仅66%为常住人口，也即三分之一以上的人口并不居住在农村，这部分非常住人口就对应着常住于城市却没有城镇户籍的农民工群体。由于在城市务工，他们不再为农村做直接的生产贡献。这种人户分离的结果，也造成留守妇女、儿童、老人，形成了农村的“三八六一九九”现象，而同时他们也没能在城市里社会性地立足。

未来中国的城镇化还有巨大的提升空间。我国目前的城镇化水平仍然低于同等收入组，即中等偏上收入组的平均水平。从图2可以看出，中国在今后人均GDP的提高过程中，有较大潜力向图中右上方国家的城市化水平靠近。这意味着，从当前发展阶段到2035年人均GDP达到2.3万美元的过程中，我国城镇化水平还会显著提高。

城镇化率的提高指的不仅是常住人口城镇化率提高，更为重要的是户籍人口城镇化率也要提高。目前我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已经达到63.9%，但真正拥有城市户口的人口比例仅为45.5%，二者之间仍存在18个百分点的差距。如果能够缩小这一差距，让更多农民工获得城市户口，使他们能够享受到均等的基本公共服务，没有了后顾之忧，那么这一群体就可以发挥更大的消费潜力。

根据我的同事估算，即使在工资等各方面都没有变化的情况下，仅由于获得城市户口就可以使农民工的消费提高27%。OECD中国研究部的研究，也显示农民工获得城镇户口可以提高30%的消费。同时，满足城镇新居民的保障性住房需求和城市基础设施需求都将带来巨大的有效投资机会。农民工在城市落户也会提高社会保障覆盖率和均等化水平的提高，特别是养老保障的共济池扩大蓄水。除此之外，城镇化在促进横向流动的同时也能够搭设社会阶梯，让农民工及其家庭在教育水平、职业类别、收入水平和社会身份等各方面向上流动，真正成为中等收入群体，实现中等收入群体倍增计划的目标。

促进人力资本与就业匹配

增加平均受教育年限

第二个途径，是推进教育深化，促进人力资本与就业的匹配。

在过去多年，我国教育事业快速发展，主要得益于九年制义务教育的普及以及高校的扩招。推动新成长劳动力的受教育程度更高，人均受教育年限更高，人力资本禀赋也更高。然而，这个接受过最好教育水平的群体，就业的情况并不理想，其中有相当多的属于“灵活就业人员”或“非正规就业者”，所学非所用现象越来越普遍，这是对花费出去的教育资源和积累起来人力资本禀赋的一种浪费，也形成了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