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月，人口与计划生育法完成修改，“三孩”生育政策正式入法。育儿津贴，到超长假期、购房租房优惠……多地相继密集出台生育、养育、教育等配套政策措施，鼓励生育。
人是一切经济与社会运行的根本，人口是经济增长最重要的基础之一。然而近年来，我国人口增长愈发成为难题。
2020年，我国出生人口1200万，远低于此前各界预期。育龄妇女总和生育率1.3，低于更替生育率2.1，更低于1.5的国际警戒线，掉落这一水平以下通常被认为会陷入“低生育率陷阱”。
为什么我国生育率这么低?从国际经验看，低生育率还可以逆转吗?今年以来，随着三孩政策全面放开，相关措施正逐步落地，我们可以从哪些方面发力，破解“低生育率陷阱”?
一起来看看长江商学院欧阳辉教授与中央财经大学吴偎立教授的解析。
1未富先少生：中国生育率在同等收入国家中排名垫底
经济社会发展是决定生育率的第一阶因素。随着一国“变富”即人均收入提高，生育率通常自然降低，全球大都如此。然而，我国生育率在同等人均GDP水平的国家中排名垫底。
根据各国人均GDP与生育率的关系，我们做了一个模型。
数据显示，一贯认为少子化极度严重的日本，实际上是“合格生”，其1.4的生育率还要高于其人均GDP3.9万美元所对应的理论生育率。此外，美国、新加坡生育率也在理论水平之上。
韩国、中国台湾由于教育成本高昂、社会竞争激烈等原因，生育率较理论水平低0.5，而我国生育率与理论水平的差距达到了惊人的1.0。
图：各国总和生育率水平及人均GDP
即我国当前人均GDP为1万美元，对应的理论生育率应高达2.3，而我国实际生育率仅1.3。“未富先少生”，我国已成为人口前景最为惨淡的国家之一。
2高房价、教育成本高昂等影响不容忽视
形成这一困局，有着多方面的原因。
一是计划生育政策的惯性
虽然计划生育政策已不构成约束，但前期政策的惯性仍发挥着不可忽视的作用。一方面，长期的严格计划生育已彻底改变了社会生育观念;另一方面，计划生育政策还大大降低了育龄女性基数。当前我国20-35岁妇女数量较十年前萎缩了13%，未来十年还可能将萎缩30%以上。
二是文化影响。
东亚文化本身对生育率的压低作用仍有广泛共识。东亚文化有诸多特点，包括：由于重视教育导致教育投入过大、影响家庭生育意愿，且女性在校时间较长导致育龄较晚;工作时间偏长挤占养育时间;女性普遍承担更多家务职责，影响生育意愿;社会抵触非婚生子等。可以作证的是，在美国和加拿大，东亚族裔的生育率普遍低于当地主流民族。
我国还有额外的文化因素，如妇女劳动参与率在东亚国家中也名列前茅，因此照料问题较为突出，生育的机会成本也更高。在我国多份生育意愿调查中，“没有人带”是女性提及最多的不愿意生二胎的原因之一。
三是高房价、教育成本高昂、流动人口比例高等社会因素影响较大。
从高房价来看，在日本多年的生育意愿调查中，“房子太小”多年名列家庭不愿生娃原因的前几名;我国更有多份研究显示“高房价”拖累了家庭生育意愿，这一现象在大中城市更为严重。
从教育来看，我国教育系统对家庭资源的依赖度较高，教育供给资源总体匮乏且分布不均，家长教育投入日益“内卷”，大大抑制了生育意愿。不少年轻人甚至表示，如果不能给孩子提供优厚条件，宁愿不生。
从流动人口来看，随着大量农村年轻人成为城市“流动人口”，一方面夫妻分隔成为普遍现象，另一方面夫妻即使同城工作，在落户、买房、医疗和子女教育等方面均面临较大困难，抑制了生育意愿。多个调查数据显示，我国农村人口的理想子女数不到2，已经低于日韩的理想子女数。
3低生育率的趋势可逆吗?
从国际社会来看，逆转低生育率并非绝无先例，但极度困难。而且，即使生育率有所回升，也难以实质性上台阶，且容易出现反复。
总体看，主要有两种典型的生育率回升情形。
一类是经济前景大幅改善带动生育率回升。例如，上世纪70年代避孕普及叠加全球经济滞胀，美、欧、日多国生育率均大幅下挫，而80年代走出滞胀后生育率均有不同程度回升，但升幅只有此前降幅的1/5。
另一类是政策大力支持的作用。瑞典人均GDP5万多美元，较日本高出39%，但其生育率常年在1.8附近，远高于日本1.4的水平。新加坡和日本推出一系列鼓励生育政策后，生育率分别自1986年、2005年开始上升，持续4年、10年，累计升幅0.5、0.2。
深入来看，有一些经验值得借鉴。
一是效果好的国家，生育鼓励政策通常包含多个方面、多个层次，并且力度非常大。
以瑞典为例，其生育政策体系主要包括三支柱。
一是完善的育儿休假制度：孩子满8岁前，父母有权享有共计480天的育儿假，其中父母各自专属享有60天，其余360天由父母共同享有且自主安排。
二是优厚的育儿补贴：480天育儿假的前390天，按照父母原收入的80%发放津贴，2015年标准为最高3.7万瑞典克朗/月(约合人民币2.75万元)，无收入家庭则按每人每天180克朗，剩余9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