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70年代末，一些中国政策制定者和经济学家开始谨慎地断言，通过遵循“客观经济规律”，中国能够实现更大的经济增长。这是个大胆的言论，但是得到当时中国的新领导人邓小平的支持，让知识分子重新参与到政策制定中来。
40多年来，中国经济发展有目共睹，包括经济学家在内的知识分子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他们不仅仅承担着协同制定政策的重任，还履行着批评与解释政策的使命，同时持续投入观察研究的工作。他们经年累月打磨的专业能力与升华而成的思想，就在每一篇文章里。而让这些思想传递给更多的人，是第一财经的使命。
在国际形势动荡、财经风云变幻、信息碎片和偏见到处蔓延、浮华尘世与现实焦虑交融放大的时代背景下，这一群思想的创造者，他们审慎地保持着独立，又热切地投身变革。我们仅用一年的时间就看到，他们那些深邃澄澈的思想，如何指引大众穿越迷雾，看清方向，看到终局。而我们相信，在未来更长的时间，有更多这样的思想加入进来，彰显出专业的力量，熠熠生辉。
这一篇，既为一财号里一篇篇优秀的作品，更为展现作品背后作者的思想，以及思想的传承。
1、宏观经济
我们无法忽略过去一年当中最重大的命题——疫情。席卷全球的疫情之下，一切都无法用常态化的眼光预测判断。“疫情”、“衰退”与“冲突”，构成了2020年全球经济形势的三大关键词。这三个关键词，仍将在2021年继续发酵。
张明在一财号内容《展望2021：从不确定性中寻找确定性》中这样开篇：2020年全球经济将会陷入自二战以来最严重的经济衰退，2021年能否实现V型反弹还面临着一系列不确定性。张明认为，2021年全球经济增速很可能不及5%，在4%上下。目前看来，4%的数字过于乐观，而“二战以来最严重的经济衰退”几乎坐实。
相较于这样的温和，赵建在《2021宏观展望——脆弱的复苏，危险的泡沫与极化的世界》中表示，“展望2021，过度审慎的话语依然不合时宜。的确，核心资产荒将依然蔓延，但金融泡沫可能进入2.0状态”。他将百年一遇的2020年中宏观经济的表现概括为“砸了一个大坑，吹了一个大泡”，来说明实体经济在疫情的冲击下，经济增长出现了的L型大坑(停工停产，供需断层);以及与实体经济形成鲜明对比的，金融体系却在特殊的时间段内(货币脉冲+被动储蓄)吹出了一个史无前例的J型大泡沫。他预判2021年实体经济要从坑里爬出来，步入漫长又充满不确定性的断层修复周期;而同时，当实体经济开始走向复苏，走向再通胀的时候，金融资产的大泡沫将处于危险的境地。一个K型的分化世界已经打开，金融资本的饕餮盛宴并无法弥补深层次的各种裂痕，反而会加重这些裂痕。金融资产总量的繁荣背后，是一个隐性的结构崩裂的危机。
而伍戈认为，在展望之前，应该冷静地沉思《过去一年，市场预测错了什么?》他在文中说，作为外生冲击，疫情暴发固然难以先知先觉，但过去一年市场对宏观经济预测最为明显的偏差是：低估了进出口，高估了投资与消费。除此之外，市场对物价及货币数量方面的预测误差相对较小。
《展望未来十年混沌中的10个确定性》中，作者邵宇不愿被不确定的洪流裹挟，而更希望能主动出击，他说，“我们时刻处在一个确定性混沌的时代，但有些人看到的是‘确定性’，有些人看到的是‘混沌’。这取决于观察者的历史观。历史足够长，未来才像是一条直线。”
因为疫情的刺激，原本隐晦的国际矛盾暴露得更加明显，关于“双循环”还是“内循环”的争论之声不绝。对此，张岸元将目光拉升至四维的高度，他在《外循环实现追赶，内循环谋求超越》中提出，对外依存度高一点、还是低一点，不是国内大循环是否居于主体地位的衡量标准。国内循环取得成功的标志，是能否主要基于国内要素供给，打通从科学到技术、到产业化、到消费普及的闭环。
2.十四五规划
20世纪上半叶出现了一种政治共识，即在20世纪下半叶，政府应在经济管理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凯恩斯认为，经济不是一把摇椅，不能寄希望于它在摇晃过后总是能可靠地回到原点，经济更像是一把轮椅：在不可避免的混乱过后，需要政府的手来把椅子推回原处。
在混乱与不确定性成为底色的这一年，“十四五”规划这只政府手势显得尤为重要。董煜在《“十四五”规划的正确打开方式》中一如庖丁解牛，一如雅士拆蟹，从各个角度层面，教我们看懂“十四五”规划《纲要》。他发现“20个指标是计划改规划以来最少的一次。指标的增减变化，反映了时代的变化，也折射了更加综合的新视野，本身就带些历史的沧桑感。如‘全社会研发经费投入增长’，替代的是R&D指标，应能更科学地衡量创新的投入;‘每万人口高价值发明专利拥有量’也是个漂亮的新指标;民生指标中的医师数、托位数指标，也都是瞄准了现在的痛点。”
刘俏则以一位学者的敏锐，在《“十四五”期间中国经济发展的五大趋势》中用质朴的语言说道，“十四五”规划里讲到农业转移人口的市民化，换句话说希望几亿人住下来，而不是只在城里打工，最后回到农村。怎么让他们住下来，这里面涉及居民住房建设，也就是房地产第二轮发展。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