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是生命救援、慈善捐赠,乃至更为细分的信息核实与传递环节,政社协同的重要性逐渐凸显。
9月16日凌晨,郝南又马不停蹄地投入到四川泸县地震的应急响应之中,此时距离他从河南水灾救援行动中抽身出来尚不满一个月。
郝南是公益机构卓明灾害信息服务中心(以下简称“卓明”)的创始人。河南水灾期间,包括卓明在内的诸多社会组织驰援灾区,为应急救援工作贡献出了突出力量。
随着2016年慈善法的颁布,公益慈善力量稳步发展,卓明正是其中一员。8月17日召开的中央财经委员会会议提到三次分配,发挥第三次分配作用,发展慈善事业,引发社会广泛关注。
尽管成果显著,但公益慈善事业仍面临诸多挑战。如何将善与爱的精神转化为行动?在灾害救援阶段如何实现信息的共享与管理?受访专家均向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提及政社协同的重要性。“政府的资源总归有限,而社会的力量则是无穷的。”郝南说。
中山大学传播与设计学院副教授周如南认为,公益慈善事业是推进国家、市场、社会共建共治共享格局的最佳试验田。他表示,无论是应对疫情还是救灾,政府都发挥了极强的资源调配能力与自上而下的动员能力。未来政府在发挥这种制度优势的同时,应树立伙伴意识,以平等互信的契约精神推动与社会组织的联系,鼓励民间社会的力量积极参与公共问题的解决。
社会力量快速成长
我国的公益慈善事业近年来得到了长足发展。根据民政部9月10日发布的《2020年民政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截至2020年底,全国共有经常性社会捐赠工作站、点和慈善超市1.5万个,全国注册志愿者达1.9亿人,记录志愿服务时间达到5741.1万小时。
一位地方民部门官员告诉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国家对于公益慈善事业的重视程度与日俱增。“慈善法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纲领文件。慈善法将每年9月5日设为‘中华慈善日’,而民政部门已连续六年举办了相关活动,积极引导慈善力量在扶贫济困、扶老救孤、科教文卫、生态保护、应急救援等方面发挥积极作用。”
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公益研究院院长王振耀则向记者表示:“更重要的是人们的意识在显著增强。近些年来,在一次次灾难救援、社会互助的过程中,蕴藏在中华文明之中的大善大爱精神得以涌现。可以说,现阶段我们公益慈善事业的发展已经具备了良好的基础。”
刚刚过去的河南水灾再次见证了社会的力量。作为民间公益组织,卓明为救援信息的核实与传递作出了突出贡献。成立于2010年玉树地震期间的卓明,通过对国内外重大突发自然灾害的积极响应,逐步获取了应急管理部等多个部门的认可。
郝南告诉记者,卓明首先将对海量的求助信息进行甄别筛选,并对灾情的时空动态做出分析研判,随后通过社会力量协调中心将救援需求分发给指定的队伍,在实现就近救援的同时,保证救援工作安全有序进行。
根据郝南提供的数据,在救援期间,卓明累计收集核对了超过3万条求助信息,为1300个村组或安置点进行了需求远程评估,统计整理了1000多支救援队与200多家救灾社会组织的行动参与信息,并发起了由20多家组织参与的浚县救灾联合行动,直至河南全面开启灾后重建工作,仍在为灾区提供需求分析和行动建议。
卓明只是社会力量的一个代表。7月21日,各方公益机构共同促成了“7·20洪灾社会组织和志愿者协调中心(郑州)”(下称协调中心)的建立。经过应急管理部的推动,协调中心成为了连接政府应急体系与社会救援力量的纽带,在一定程度上分担了政府的决策压力。
郝南表示,在中心化的指挥调度体系之外,一些河南当地的救援队伍在听闻灾情后立即响应,根据民间自发线上志愿者的信息指引先行开展工作。在受灾面积广、灾害损失重的背景下,这种较为分散的救灾模式对中心化的网络是重要的补充。
“当一连串的突发事件扑面而来时,协调中心无法精准地捕捉并回应每一个求助信号。况且只要是协调,就一定存在时延性,而时延最小的做法就是看到问题立即行动。所以说在这次灾情中涌现出如此之多的线上志愿者,我觉得是一件特别幸运的事,这恰恰证明了社会的力量是无穷的。”郝南说。
如何实现信息公开共享?
尽管发展势头强劲,但公益慈善领域仍有不少问题待解。作为衡量公益慈善事业发展状况的重要指标,全国社会组织捐赠收入在2020年方才突破千亿关口,达1059.1亿元。王振耀表示,一些政策法律维度的障碍仍然存在,从意识到行动的转化过程也有提升的空间。
在第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二次会议上,全国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组关于检查《慈善法》实施情况的报告(下称“报告”)指出,2018年和2019年,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GDP保持稳健增长,但慈善捐赠总量停滞不前,慈善组织公信力偏弱是其中重要因素之一。
报告称,慈善公信力直接影响市场主体和人民群众的参与积极性。2011年6月的“郭美美事件”曝光后,7月全国社会捐款环比下降50%,凸显了信任受损的伤害。慈善法制定后,失信失序事件有所减少,但社会各界对慈善的信心仍处于低位。
王振耀指出,要重振公众信心,关键在于及时对捐赠人做好信息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