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中等收入陷阱转化为“门槛效应”这个命题，对中国经济具有更直接的借鉴意义。徘徊于中等收入陷阱或者受“门槛效应”困扰的国家，都应该因地制宜、因时而异，找准解决突出问题的关键政策。
中国在一些劳动密集型产业上的比较优势终究会丧失，但规模经济效应也对制造业的区位布局产生重要影响，因此，更高水平的聚集效应和规模经济应该是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以及九个城市进行合作的经济学依据。
深圳拥有世界上任何发达地区都不具备的得天独厚的优势，深圳的示范作用不应该再是高速度，而是要转向高质量，不仅要促进人口的横向流动，更要为人口的社会纵向流动搭建阶梯。
今年以来，关于共同富裕、反垄断等问题成为持续关注和热议的舆论焦点。诸多热点争议的背后，实则是社会各界面对国内外形势剧变下迷茫的反映。
中国正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在关注短期经济稳增长的同时，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所需要的一系列长期体制机制改革依然是时不我待，需要克服诸多“成长的烦恼”。
作为国内著名的经济学家，中国社科院原副院长、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蔡昉长期关注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他在人口变化和城镇化领域的研究已广为人知，近年来又对实现共同富裕、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等领域作了进一步的深入研究。证券时报记者近日专访蔡昉，倾听他围绕反垄断、再分配政策、区域发展等热点问题，详解未来中国经济的高质量发展之路。
年过花甲的蔡昉喜欢音乐和文学。在专访中，他引用了美国摇滚歌手鲍勃·迪伦歌词中的一句：“需要走过多少路，一个人终能长大成熟?”在他看来，一个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同样如此，总要翻山越岭、爬沟过坎，才会柳暗花明又一村。
“中国经济发展基本面并没有变坏，只是在更高的发展水平上，必然遇到更大的挑战。面对经济增长下行趋势，推进经济体制改革的内在动力和紧迫感都在进一步增强。”蔡昉称，新冠肺炎疫情后的经济复苏固然要密切注意国内外宏观经济动向，充实和调整政策工具箱，必要时出手进行短期的逆周期调节，但是稳定增长速度更是一种主动的作为，立足于通过推进经济体制改革，从供给侧培育新的增长动能，提高潜在增长率，同时扩大以内需为主的需求侧能力，实现潜在增长率。
“门槛效应”下不进则退
证券时报记者：《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中明确提出，我国到二〇三五年要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目前我国已经临近跨越高收入国家行列的人均GDP门槛，这是否意味着我国已经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蔡昉：2019年，中国的人均GDP达到10262美元，已经比中等偏上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高13.5%;2020年人均GDP继续保持在10000美元以上，迅速靠近高收入国家的门槛水平。按照当前水平，即便保守预测，在“十四五”时期，中国人均GDP也一定会跨过12535美元这个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的门槛，所以，讨论我国是否会掉进“中等收入陷阱”这个命题，对中国的意义越来越小了。
更值得引起注意的是，从跨国研究的角度来看，经济增长停滞不前的现象并不仅限于中等收入国家，还包括很多临近甚至跨过高收入国家门槛的国家。
我曾经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进行过一项分析，2011年，按照2010年不变价计算，全世界有21个国家人均GDP在10000～20000美元之间，我们可以把它们所处的这个发展区间看作“门槛区间”，把人均收入刚刚超过10000美元的国家称为“准高收入国家”。到2018年，其中有8个国家经历了人均GDP的负增长。也就是说，2011～2018年，处于这个“门槛区间”的国家，有高达38%的概率出现人均收入倒退的现象，更谈不上改变“准高收入国家”的身份。
通过对人均收入水平处于中等偏上，以及接近甚至略微超过高收入门槛国家的观察，可以发现，这些国家是一个经常变动的群体，并呈现两个标志性的特点：第一，经济增长减速，这些国家的人均GDP增长率都在原基础上显著下降。第二，国家之间增长率分化，一些国家的人均GDP增长表现得比较好，而一些国家的下降幅度非常大，整个组别的增长表现出显著的发散性。一般来说，这两个特征在经济学上被称为不确定性的增加。
因此，我认为，把“中等收入陷阱”转化为“门槛效应”这个命题，对于中国经济具有更直接的借鉴意义。徘徊于“中等收入陷阱”或者遭受“门槛效应”困扰的国家，都应该因地制宜、因时而异，找准解决突出问题的关键政策，才能良好应对，跨越关口。
证券时报记者：中国即将跨越高收入门槛，面对您上述所说的“门槛区间”风险，您认为经济发展应如何应对?
蔡昉：中国即将跨越高收入门槛，也恰恰处在不确定性增加的阶段，存在诸多风险及随之产生的问题。这个时期面临的发展中的问题和“成长的烦恼”具有若干新的特点。
例如，在更高的发展阶段，要素投入型的发展方式必须让位于生产率驱动型的发展方式。世界经济史表明，高速经济增长可以通过要素驱动型发展方式实现，高质量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