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召开的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十次会议，让“第三次分配”再次进入公众视野。

进入数字时代，我们应如何做好第三次分配?政府、企业、社会组织在公益慈善事业当中应分别扮演怎样的角色?如何重振公众对于公益慈善事业的信心?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公益研究院院长、民政部原社会福利和慈善事业促进司司长王振耀就此接受了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专访。

王振耀认为，中国客观上已经步入了“善经济”时代，当人均GDP迈过1万美元的关口，社会价值便开始引领经济价值，经济发展的目标不再是“求多”，而在于“求善”。

数字时代，应共建项目推动公益慈善

《21世纪》：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十次会议提出，要扎实促进共同富裕，需构建初次分配、再分配、三次分配协调配套的基础性制度安排。第三次分配在改善分配结构方面将起到怎样的作用?“互联网+”时代的第三次分配呈现出哪些新的特点?

王振耀：当第三次分配被提到党和国家的议事日程上来，这不仅仅是简单地鼓励大家做慈善，而是会对整体的分配架构带来机制性的改善，提倡善与爱对初次分配与再分配都会带来影响。比如当前并不少见的“996”工作制，或者一些农民工群体的生活生产条件相对落后，体现了初次分配在公平方面有所不足。

再分配同样也有许多问题面临调整，包括大病救治、儿童救助、养老事业、对残疾人士的服务等。通过弘扬第三次分配的理念，能让我们在初次分配和再分配的过程中更加注重公平，同时也能动员公益慈善的力量弥补一些国家无法大包大揽的部分。

进入新时代，我们的公益慈善事业与过往相比产生了很大不同。在数字经济时代，全球经济总量的增速放缓，但财富聚集的势头在加强。在这样的背景下，经济行为产生改变，社会行为同样也要发生改变。

老一代的慈善家主要用捐款的方式解决贫困人群的温饱问题。那么现阶段的公益慈善事业既要提倡捐赠，更多地则要打通政府、企业、社会间的联系，通过一些项目的共建来造福民生。

以大病救治为例，每年国家医保基金的总支出是万亿级的，而针对大病的财政补贴以及社会募款合计也超过千亿，但依然有患者为大病犯愁。所以在钱的问题之外，公共合作的理念格外重要。在数字时代，如何畅通患者、社会组织、医疗机构、政府之间的信息共享?这就存有项目开发的空间。

再者，现在社会各界对于公共学习平台的需求迫切。学习平台对孩子们的教育是一个有益的补充，同时也能缓解老年人的苦闷，消解老年人的孤独。中央针对家长学校、儿童主任等项目下发过许多文件，平台的建成对于促进这些项目的推广落地也有好处。这不单单是政府的责任，很多带有专业色彩的事情应该看到社会人士的身影。

总而言之，现阶段的公益慈善事业应当具有更大的社会效益，我们需要研究社会政策的专家、有经验的行政工作者以及从事公益慈善事业的社会组织进行更深入的对话，关注当下亟需求变的一些社会问题，而不单单依靠捐赠的力量。

《21世纪》：中央财办副主任韩文秀日前在讲话中提出，国家税收政策要给予第三次分配适当激励。如何发挥税收对于社会捐赠的激励作用?还有哪些手段可以帮助做好第三次分配?

王振耀：税收政策的调整可以从两方面入手。一方面是征收遗产税以及其他的直接税。古人已对如何看待财富的问题有了深刻的认识，《大学》里提到，“仁者以财发身，不仁者以身发财”。许多中国企业家也告诉我，没有德行是驾驭不了财富的。光留财不留德，恐怕会害了孩子。富豪们给孩子留下一堆金山，这些孩子不用努力就能取得成功，这对社会是一种伤害。所以国家征收遗产税还有其他的税种，有利于形成橄榄型的社会阶层结构。

另一方面，只要你投身社会捐赠，那相应地就要减免税负。一征一减，等于是国家送给大企业家们的两个礼物。既有利于教育后代，形成努力奋斗的家风，又能利用这笔资金推动公益慈善事业的发展，何乐而不为呢?

当然税收政策只是其中的一个手段，与高质量发展阶段相匹配的宏观政策也要相对应地跟上，包括对社会组织的管理，对公共服务的升级，对慈善信托行业的监管等，要在法律层面容纳下更多的爱心。

再有就是我们要对做出奉献的爱心人士予以表彰，这点还做得远远不够。我们需要培育行善光荣的社会氛围，凝聚正确看待财富、助力社会事业发展的共识，这才是做好第三次分配的根本路径。

“善经济”时代，社会价值引领经济价值

《21世纪》：早在2013年，你就提出中国即将迎来“善经济”时代。如何理解“善经济”这一概念?关于企业参与公益慈善事业，有哪些路径值得探索，又要注意防范哪些风险?

王振耀：从2000年到2011年，全球人均GDP由5000美元左右提升到超过1万美元。但在之后的十年，人均GDP基本是徘徊不前，在1.1万美元左右浮动。

随着经济一路增长，我们所追求的是从“没有”到“有”，从“少”到“多”。人均GDP超过1万美元是一个重要的标志，意味着物质财富的总量极大丰富，我们就开始考虑从“好”到“更好”的问题。

2019年，我国人均GDP迈过了1万美元的关口，整体的商业逻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