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取得历史性成就。

根据中央制定的时间表，到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到本世纪中叶，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基本实现。

共同富裕是一个长期而艰巨的工程，关系着民生福祉、千秋万代。现阶段哪些方面改革亟需破题?资本市场将在共同富裕的过程中发挥怎样的作用?

共同富裕的基础是机会公平

如何理解“共同富裕”这一表述的中心思想?为什么在这一时期特别划出重点?

刘锋：近年来，中央文件中已多次提到实现共同富裕。但这次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十次会议进行了特别强调，归根结底，是中国社会主义制度本质所决定，也是经济发展到现阶段的必然选择。

经过四十年发展与建设，我国已成为世界第一制造业大国、全球第二大经济体。2019年、2020年，我国人均GDP连续两年超过1万美元。

按照世界银行2018年的标准，人均GDP在3896美元至12055美元之间为中等偏上收入国家，高于12055美元为高收入国家。以5%的增速估算，我国很快就将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

但由于历史发展和路径依赖的局限性，金融体系的全局性和渐进式改革的局部性之间的矛盾，使得现行制度下隐藏的结构性不公平问题日益突出。今年是“十四五”规划的开局之年，第二个百年的标志是“共同富裕”。在新的发展阶段，不断总结历史经验，纠正过去发展过程中的一些错误与偏差，吸收成熟市场的经验和教训，坚持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全局性长期性稳定性，公平正义透明的政策取向，顶层设计，改革举措和发展路径，也是走向高质量发展的必经之路。

一方面，一些地区优先享受到了特殊政策，间接导致了地区之间发展机会不公平，最终出现目前东西部发展不平衡、城市与农村发展不平衡等局面。

此外，身份不平等进一步加剧了贫富差距。由于目前医保、教育、养老、公共服务等民生福利按照身份与户籍划分，导致城市居民与农村居民之间，不同地域之间享有的社保与福利存在差距。

另外，垄断行业与非垄断行业之间，国企与民企之间;国企员工、民企员工、个体工商户之间，也均存在因身份带来的差异。

因此，要通过教育、医疗、社保等公共服务的优质共享，缩小城乡区域发展差距，解决人与人之间发展机会和发展能力的差距问题。在制定与地区有关的基础公共政策时，应坚持公平性和平等性，慎重使用特殊政策。

总之，达成共同富裕不是回到平均主义大锅饭。它的基础应该是每个人享有公平接受教育、医疗，公平创造财富的机会。

以公平为目标的社保、医疗、教育制度改革可能是最艰难一环

8月17日，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十次会议召开，明确提出正确处理效率和公平的关系，构建初次分配、再分配、三次分配协调配套的基础性制度安排。您认为，在收入分配改革中，难点与痛点是什么?

刘锋：我认为收入分配改革中，一是应进行税收制度改革，二是应加大民生投入的同时，重构保证公平分配和平等可获取性的制度、法规和管理机制。

税收制度改革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降低流转税比重，二是探讨对财产性收入征税。

降低流转税比重的目的在于激发市场活力，提升生产效率。

根据财政部公布的2020年财政收支数据，流转税中的增值税仍为我国第一大税种。我国2020年税收收入为154310亿元，其中增值税收入为56791亿元，在税收收入占比达到三分之一。

增值税发生于初次分配环节。初次分配以市场机制主导，生产经营成果按照要素分配到劳动收入、资本利润、地租、科技成果收入等形式上。政府在初次分配环节中增收增值税，具有对国民收入分配弱调节作用。

但企业生产活动过程中尚未获得收入，就必须承担流转税的税收成本，加大了负担，事实上不利于生产经营活动开展与效率提升。因此，减少对企业在生产流通环节收税，改为加大实现收入后税收比重，更有利于激励企业扩大生产、创业创新。

对财产性收入征税主要包括房产税与资本利得税。在我国，因各种原因，这两项税种目前仍处于缺位状态。但从发达国家经验来看，房产税与资本利得税是政府财政收入重要来源，也是调节贫富差距主要税种。今年已经提出积极、稳妥推进房产税立法和改革，之前重庆、上海已进行了小范围试点;未来可在充分论证基础上，进一步扩大房产税试点范围。

社保、医疗、教育等民生支出属于二次分配范畴，这一环节主要由政府主导，在加大投入、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前提下，以公平为目标的社保、医疗、教育制度改革，是收入分配改革的关键一环，但也可能是最艰难的一环。

社保方面，过去三十年，我国的社保制度实现了从“单位保障制”向“社会保障制”的转轨，但城乡割裂、身份割裂、地区割裂下福利分配失衡。如事业单位之间与企业职工之间的养老保险权益、公积金权益、职业福利权益等存在着较大差异。

医疗方面，“十三五”以来，按照实施健康中国战略要求，中央和地方不断加大投入力度，着力强基层、补短板、优布局，医疗卫生服务体系不断健全，基本医疗卫生服务公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