伴随着增长速度从高速转向中速，中国经济发展面临着增长动能、经济结构和制度规则的多方面转换。而城镇化一直是中国过去30多年经济发展的强动力，进入新型城镇化阶段，城市群和都市圈的发展成为显性趋势，考虑到中国城市率大约还有20%的提升空间，以城市群和都市圈驱动的区域一体化将成为未来经济增长的主引擎，已逐渐成为行业共识。如今，在国内国际双循环发展格局下，城市群和都市圈的发展又赋予了新的意义。

在国内国际双循环发展格局下，该如何理解区域一体化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五大增长极发展又孕育着哪些城市群和都市圈发展的内在规律?

一、区域一体化与经济增长

区域一体化在中国讨论并实践了很多年，为什么迄今为止除了珠三角、长三角以外，很难找到第三个一体化程度比较高的区域?

张明：现实生活中，我们经常能听到一些区域、省份提“区域三角形”、“两级增长”的概念，但实际上，真的区域一体化并没有发生，对经济增长的作用也有限。

那么，区域一体化对经济增长最重要的贡献是什么呢?其实就是由市场力量来配置要素，让劳动力、资金、土地、技术、数据等各种生产要素在区域内自由、充分地流动，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一个统一大市场。

为什么在中国成功的区域一体化案例比较少呢?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在于，我们对地方政府的政绩考核体系是以当地GDP为基准的，这样一来，很多地方政府只愿意相关生产要素留在本地，以及欢迎各类要素流入，但不愿意看到各类要素大量流出。

这就导致跨地级市和跨省的区域融合发展实践起来比较困难。虽然我们经常说中国是一个很大的内需市场，但其实这个市场在有些层面是存在分割的。

就拿资金流动来说，各省的人民银行、银保监局都希望本省金融机构把信贷主要投放在本省，因为本省信贷增长是他们的重要考核指标之一，这在一定程度上就会限制资金跨区域的流动，也就会限制各种区域一体化。

区域一体化，因地区经济发展程度不同，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不一，如何应对因为区域一体化带来的不平衡?

张明：实际上，区域一体化加速之后，会带来两种不平衡：一是区域内部的发展不平衡，二是这5大城市群和其他区域之间会产生更大的不平衡。

在第一种情况下，区域内部的资源通常会被节点城市虹吸，导致其他城市发展比较慢。京津冀一体化就是这类情况的典型。如何解决呢?以京津冀为例，一方面，需要建立跨区域财政资源转移支付机制，例如应适当弥补河北为北京环保所承担的经济损失。另一方面，需要把京津冀作为一盘棋来全盘考虑，建立跨省协调机构来统筹京津冀地区的发展。

另一种不平衡是指，随着五大城市群一体化的加速，它们与其他区域特别是中西部区域的发展差距会拉大。当然，如果禁止要素自由流动的话，的确可以获得较为平衡的发展局面，但可惜那是一种低水平均衡。

比较好的做法是，让要素自由流动，先集中先发展一些区域，同时通过一些转移支付等补偿机制，让快速发展的区域来带动后发区域的发展。具体如何操作呢?以地方政府的绩效考核为例，未来我们不妨将对各省GDP总量的考核，转化为人均GDP的考核。

想象一下，当西部众多劳动力流向东中部地区，这客观上会拉低东中部地区的人均GDP，同时抬高中西部地区的人均GDP。如果改为考核人均GDP，那么人口适当流出对中西部地区来说就未必是坏事。所以，不能因为一体化可能加剧不平衡就不要一体化了，而是应该通过设置一些补偿机制，让一体化能够带动全国共同发展。

二、五大增长极与雁阵模式

在您看来，长三角、珠三角、京三角、中三角、西三角，这五个城市群形成了阶梯发展的雁阵模式，并将成为中国未来经济发展的五大增长极，这一判断背后的逻辑是什么?

张明：雁阵模式最早是由一位日本经济学家在上世纪80年代提出，是指经济发展水平不一样的国家或区域协同发展时的一种理想互动模式。在东亚国家的经济崛起中就存在一个雁阵模式，其中日本是雁头，亚洲四小龙是雁身，中国、泰国、菲律宾、马来西亚、印尼等国家是雁尾。

在未来中国经济的新一轮增长中，也存在一个新的雁阵模式。其中，珠三角和长三角是雁头、京三角、中三角和西三角是雁身，全国其他地区是雁尾。

目前我国东中西部地区的发展水平差距很大，随着生产要素在全国自由流动，在各类要素在向东部地区汇聚的同时，我们也能看到，珠三角、长三角的部分产业，开始向中三角、西三角的核心城市扩散，这是当前发生在五大增长极内部的扩散。

未来，当成都、郑州、武汉等这些中西部核心城市进一步发展，从而需要产业升级的时候，上述要素和产业自然就会向其他区域扩散，从而带动其他区域的发展。

值得一提的是，在新冠疫情爆发之后，全球产业链正快速变得区域化和本土化，现在欧美都在建立一个以自己为核心的生产网络，未来中国急需增强在亚洲产业链的龙头和枢纽作用，随着《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在2020年底成功签署，一个新的国际雁阵模式在东亚已经逐渐成型。

在这个雁阵模式中，中、日、韩、新为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