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过40年的发展，一路高歌猛进，成为经济总量世界排名第二的经济体。世界上还没有一个国家能以这样的速度实现如此大体量的经济发展。在取得举世瞩目成就的同时，我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仍然突出，重点领域关键环节改革任务仍然艰巨，创新能力不适应高质量发展要求，农业基础还不稳固，城乡区域发展和收入分配差距较大。在一些海外观察家眼中，中国经济也许就像一辆奔驰在高速公路上的满载大卡车。中国经济多数问题，在过去都是在加速发展中得以解决或者转移，换而言之，经济增速这一引擎只要继续保持甚至加快，多数问题也许刚刚提出，就自动淹没在加速车道的尘土之中。然而，一旦经济增速出现减缓就会带来新的不确定性。或许你以为在减速之时能够更好地平衡经济，这其实比在加速时的难度更大。那么，如何实现全国平衡发展?中国的人口红利，是否已经消失?怎样让先“富”带动后“富”?应该强调总量还是人均?

在这些具体的问题背后，其实是中国经济转型过程中存在的一以贯之的逻辑惯性，要全面理解并提出对策，前提是对于中国经济有更系统深入的认知与分析。对于经济学家陆铭及其团队而言，发展中大国治理核心是城乡间和区域间关系，其本质是资源的空间配置问题。《大国治理》是陆铭团队20年持续研究的系统结晶，书中重点讨论了中国经济诸多结构性问题和体制性问题，讨论的范围从大城市问题到高房价，从产业政策到财政转移支付，从平等问题到增长问题。作者认为，大国治理的终极目标是实现城乡间和区域间发展与平衡的共赢。

本书一大特点，就是在会诊中国经济过程中，引入空间政治经济学方法，借助两个参照系：一是时间维度上的黄金律，这大体意味着消费率和投资率在时间轴上的平衡;二是资本和空间维度上的空间均衡，这大体意味着各地根据自身要素条件确定自身适宜的投资率。透过空间经济学的滤镜，使得中国经济诸多问题所产生的原因与解决路径，也变得清晰起来。

空间政治经济学是空间经济学与政治经济学结合，其构成有三大基石：“第一，城市发展的理论基础与实证依据;第二，区域发展中的政治经济学及其影响;第三，规模经济与市场分割的相互作用，及其对于国家发展的影响。”这三大基石对应的问题分别涉及城市、区域与国家。比如，在城市发展层面，就是如何更有效利用规模经济，改善城市公共服务以及各类城市病。作者认为，中国大城市存在规模不经济现象，在多个维度上，这是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供给不足和管理低效的结果。人力资本外部性和技能互补性是城市发展的基础，也是现代经济增长的核心。城市人口增长带来的交通和环境成本等规模不经济与城市规模经济相伴生，但规模不经济可以通过技术和管理的方式加以改善。

又如，在区域发展方面，作者指出，经济地理和集聚效应仍然是区域经济发展格局的决定性因素，但行政力量对于经济资源配置的干预，导致经济发展零散分割，以及地区之间分工水平的下降。这一观点更通俗的版本，在陆铭《大国大城》一书中有更多表述。他一以贯之的观点是：人口的自由流动，可以实现“在集聚中走向平衡”,“即经济集聚程度提高的同时，人均GDP或人均收入在地区间趋同”。

大概60多年前，美国经济学者沃尔特·艾萨德批判当时的经济学分析是“在一个没有空间维度的空中楼阁中”进行的。藉此，他提出了空间经济学，对传统的经济分析引入时间、层次、传统等三维空间。时至今日，不少经济分析不仅欠缺空间维度，也缺乏常识维度。因此，类似《大国治理》这样运用空间政治经济学新思路的著作，显然具有重要意义。正如陆铭所言，他作为在中国本土成长的学者，一直不忘初心，就是把中国的事搞清楚。

时移事往，中国经济已经从高速增长阶段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在这一转型过程中，公共政策的变化，牵动无数民众的财富与幸福。大国治理，归根结底意味着什么?标准仍旧是全体民众的福祉改善。日前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十次会议释放了重要的信号：扎实促进共同富裕。

而在具体的实践中，这是一个并不容易的“平衡木”，需要平衡局部与整体，更需要平衡短期与长期。对中国经济而言，这意味着前路探索的二重性，一方面，无法照搬他国经验;另一方面，同样需要尊重客观规律尤其经济法则。正如陆铭所言，“作为一个转型和发展中的经济体，如何一一克服城市化和国内经济一体化进程中出现的制度阻碍，在这一点上，中国走过的道路对后来者也有借鉴意义。而中国自己的城乡和区域发展也将尊重客观经济规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