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国人均GDP迈上1万美元大关，从“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到“共同富裕”势在必行。

继8月17日中央财经委研究在高质量发展中促进共同富裕之后，26日，中央财办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主任韩文秀对“共同富裕”这一备受关注的问题进行了答疑解惑。

在中共中央宣传部的新闻发布会上，韩文秀表示，共同富裕不搞“杀富济贫”，第三次分配是在自愿基础上的，不是强制的。同时还要充分估计实现共同富裕的长期性、艰巨性、复杂性。

接受第一财经采访的专家表示，共同富裕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是一个中长期目标，共同富裕是一个制度性、体系性的概念，并不是要消灭人与人之间的收入差距，首要的是消除区域不平衡和城乡不平衡。

共同富裕不是“杀富济贫”

韩文秀表示，我国已经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在这个基础上，要继续把做大蛋糕和分好蛋糕两件事情办好，大力推动高质量发展，普遍提高城乡居民收入水平，逐步缩小分配差距，坚决防止两极分化。

韩文秀称，共同富裕是全体人民的富裕，不是少数人的富裕;是人民群众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双富裕，不是仅仅物质上富裕而精神上空虚;是仍然存在一定差距的共同富裕，不是整齐划一的平均主义同等富裕。

清华大学就业与社会保障研究中心主任杨燕绥对第一财经表示，共同富裕应该是我国人均GDP在2019年达到1万美元之后，进入中等收入国家、实现全面小康社会发展阶段的必然宗旨。

万博新经济研究院院长滕泰称，中国40年来经济增长的普惠性是历史上罕见的，是全球瞩目的。新时期我们更加注重共同富裕，不是要改变而是要坚持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发展模式，尤其是要坚持中国经济增长的普惠性。

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公益研究院执行院长高华俊表示，共同富裕的目标是消除区域不平衡和城乡不平衡，抬高底部，消灭贫穷，而不是消灭富人。

韩文秀表示，共同富裕要靠共同奋斗，这是根本途径。要鼓励勤劳致富、创新致富，鼓励辛勤劳动、合法经营、敢于创业的致富带头人，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先富带后富、帮后富，不搞“杀富济贫”。

粤开证券研究院副院长罗志恒分析，这一讲话稳定了社会预期，澄清了关于共同富裕的一些误读。中国对资本仍是开放的，只是要更加规范监管，我们反对的是资本无序扩张和垄断侵害市场秩序，不是针对特定行业和资本。

“共同富裕不可能搞‘杀富济贫’，但监管确实会越来越严格，要跟上节奏，做企业要合法合规。”一位企业家也告诉第一财经。

罗志恒表示，中财办的解读同时肯定了共同富裕是仍然存在一定差距的共同富裕，不是整齐划一的平均主义同等富裕，只有这样才能继续调动各方的积极性，社会的导向是鼓励劳动、创新。

“这一解读非常务实地承认要充分估计实现共同富裕的长期性、艰巨性、复杂性，要考虑到当前的发展阶段，考虑财政可持续性，考虑当前分配制度改革的艰巨性。”罗志恒说。

滕泰表示，通过共同奋斗实现共同富裕，一定要更加重视企业家的作用。目前民营企业解决了中国80%的就业，新时期实现共同富裕还要继续鼓励民营企业的大发展，鼓励企业家创业，让已经创业成功的企业家继续放心大胆地合法经营、发展壮大。

三次分配遵循自愿原则

韩文秀表示，要构建初次分配、再分配、三次分配协调配套的基础性制度安排，加大税收、社保、转移支付等调节的力度，扩大中等收入群体，形成中间大、两头小的橄榄型分配结构。

三次分配最早是由我国著名经济学家厉以宁提出的。厉以宁提出，第三次分配通常是指基于道德力量作用的收入再分配，包括社会公益事业把人们捐赠的钱财用于帮助低收入家庭，也包括人们自愿从事的帮助低收入家庭脱贫的捐献，如帮助孤寡老人、病人、残疾人、儿童，还包括人民自愿提供各级各类学校的奖学金等。

高华俊认为，与初次分配、再分配不同，三次分配只是一种“比喻性的手法”，并没有严格意义上的经济学概念，也建立不了收入分配的经济学模型。三次分配只能是国家鼓励的、支持性的自愿行为，属于社会自治的系统，并不存在“劫富济贫”和“均贫富”。随着经济社会发展，三次分配的规模也会逐步扩大。

高华俊认为，中央提出三次分配，对于慈善界来说是一大利好。我国正在启动《慈善法》修改的工作，鼓励捐赠的各种税收将落到实处，改善社会慈善环境。

北京国家会计学院教授李旭红告诉第一财经，应进一步加大对个人、企业的捐赠优惠力度，如扩大对个人捐赠所能享受的最高优惠扣除比例额度，同时适当降低对于慈善捐赠税收激励的门槛限制，包括适当扩大公益性社会团体的范围等。

她建议，还应当合理简化免税退税的程序，让企业和个人真正享受到捐赠相关税收优惠的好处，提高其开展慈善事业的积极性，助力改善收入和财富分配格局，从而实现共同富裕的目标。

遗产税也是三次分配中备受关注的问题。中国目前没有这一税种，但财政部曾表态在研究遗产税相关问题。不少财税专家呼吁考虑开征遗产税，因为该税种只针对极少数超高收入者的遗产，采取比较高的税率，能起到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