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计更加科学的税制结构，降低间接税的占比，研究征收更多直接税，有利于化解阶层固化风险、完善分配制度，更好促进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

8月17日，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十次会议(以下简称会议)正式召开，其中扎实促进共同富裕问题是会议研讨重点。

共同富裕理念，于1985年首次提出。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把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摆在更加重要的位置上，采取有力措施保障和改善民生，打赢脱贫攻坚战，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为促进共同富裕创造了良好条件。

什么是共同富裕?在8月26日召开的中共中央宣传部新闻发布会上，中央财办副主任韩文秀表示，共同富裕是全体人民的富裕，不是少数人的富裕;是人民群众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双富裕，不是仅仅物质上富裕而精神上空虚;是仍然存在一定差距的共同富裕，不是整齐划一的平均主义同等富裕。共同富裕要靠共同奋斗，这是根本途径。要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先富带后富、帮后富，不搞“杀富济贫”。

在朝着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的道路上，我国应当在哪些方面精准施策，扎实推进共同富裕?为形成中间大、两头小的橄榄型分配结构，具体有哪些路径值得探索?又如何构建初次分配、再分配、三次分配协调配套的基础性制度安排?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党委书记、长江学者特聘教授余淼杰就此接受了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专访。访谈过程中，余淼杰多次强调税制改革的重要性。他指出，设计更加科学的税制结构，降低间接税的占比，同时研究征收资本利得税、房地产税、遗产税、赠与税、奢侈品消费税等税种，有利于化解阶层固化风险、完善分配制度，更好促进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

《21世纪》：中央财经委员会会议强调，要坚持循序渐进，对共同富裕的长期性、艰巨性、复杂性有充分估计。在推进共同富裕的过程中，如何理解“长期性、艰巨性、复杂性”?

余淼杰：总体而言，我国的收入基尼系数绝对数较高。根据我最新掌握的数据，2020年我国的基尼系数为0.41，尽管在发展中国家中处于低位，但依然高于0.4的国际警戒线。

而从新发展理念中的“协调”角度来看，我国主要面临三个方面的不协调。

第一是城乡差距。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时，我国的城乡收入比达到了接近3.5的水平，而在党的十八大以来，这一数值逐步下降，在2020年达到2.56，但仍距离发达国家1.6的水准有一定差距。

第二是行业差距。从分行业就业人员年薪来看，排名前三的信息互联网行业、科技业以及金融业的薪资水准要远高出排名末三位的建筑业、餐饮业和农业，首尾之间相差三倍有余。

第三是地区差距。东部地区的工资水平要比中部、西部与东北地区高出一筹。

从总体到结构，共同富裕的长期性、艰巨性、复杂性就体现在这里。所以会议指出，要分阶段促进共同富裕。

《21世纪》：会议指出，为人民提高受教育程度、增强发展能力创造更加普惠公平的条件，畅通向上流动通道。当前阻碍劳动力、人才社会性流动的主要因素有哪些?为此应当如何精准施策?

余淼杰：阻碍劳动力、人才社会性流动的主要因素体现在三个方面。

首先，户籍制度的限制使得人口无法按需流动。

其次，即使人才能够在大城市获得户口，又面临房价过高的问题。

再次，由于当前对于资本所有者的政策相对宽松，其下一代相较其他阶层而言更容易获得资源，更容易获得成功，阶层固化的风险正在提升。

针对这些问题，我认为税制调整是关键。当前我国的税制结构仍以间接税为主，即使在税改之后以增值税、营业税为主体的间接税占比也达到40%左右。间接税将税负转嫁给消费者，基于边际消费倾向递减的规律，间接税呈现出累退的特点，增加了中低收入人群的税务负担。这一税制结构对劳动调节有余，而对资本调节不足，所以我们应当增加直接税的比重，同时征收税率相对较高的资本利得税、遗产税、房地产税等。

三次分配中，税制的设计与改革应当更加科学。

形成橄榄型分配结构《21世纪》：为形成中间大、两头小的橄榄型分配结构，具体有哪些路径值得探索?

余淼杰：会议已明确五个方面的工作要求。总体上是要构建初次分配、再分配、三次分配协调配套的基础性制度安排，加大税收、社保、转移支付等调节力度并提高精准性;细节上则是要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比重，增加低收入群体收入，合理调节高收入，取缔非法收入。

总体要求就是既畅通向上流动的通道，又强调兜底保障。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比重，坚持的原则是强调效率与公平的统一。

要做到增加低收入群体收入，关键在保就业、保市场主体。在疫情冲击之下，许多中小企业面临生产经营的困难，我们就要采取稳健的货币政策为之纾困。另一方面，我们还可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通过减税降费的措施提升居民可支配收入占总收入的比重。

至于合理调节高收入，则还是要从税制改革的切入口突破。另外我们还要坚决取缔非法收入。从以上五个方面来形成橄榄型的正态收入分配结构。

《21世纪》：重点加强养老、医疗、教育、住房等基础性、普惠性、兜底性民生保障建设，对于